2019年8月22日晚7点半，华中科技大学校园文化品牌建设项目喻园教育讲坛第234期在教育科学研究院705报告厅举。报告人为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复旦教育论坛》执行副主编熊庆年，报告主题为“中国大学学术委员会70年”。

熊老师首先回顾了民国期间关于学术委员会的相关制度的建设，从1912年民国建立之初由蔡元培主持修订的《大学令》到1924年的《国立大学校条例》再到1929年的《大学组织法》等，简单介绍了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之间大学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建设情况。其次，围绕着新中国建立之后学术委员会组织制度建设缺乏与尝试的问题展开讨论，例如1961年的《高教六十条》并没有在组织上提出有关学术组织的制度化形态，缺乏关于学术组织的建构，再到1963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自认科学研究工作会议纪要》提出可以在校务委员会下设学术委员会，评议重大研究成果等，开始尝试在少数学校试行。至此，新中国的学术委员会制度逐渐迈开艰难且意义重大的一步。

随后，熊老师详细梳理了不同高校在拔乱反正（1978-1984）期间关于学术委员会建设的尝试，例如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梳理发现，高校之间的学术委员会随着时间和时势的变化而各有差别，有的更类似于科研咨询机构，发挥桥梁作用；有的负责评议论文或学术讨论等，专注学术活动。熊老师认为，虽然众多的学校成立了学术委员会，但是在所能够搜寻到的资料来看，很少有具体的内容，对于制度建设、制度架构等的介绍非常少。

熊老师介绍，在法制化起步阶段，一系列相关的法律制度得以建设完善，例如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98年《高等教育法》等，学术委员会开始实现一定程度上制度化，但是制度化的尝试存在运行困难的现实问题，荣誉性和实质性的争论依旧存在。在法制化推进阶段，各高校章程制度建设逐步完善，虽然行政主导，章程背书的模式基本没变，但依旧有部分高校做了有意义的尝试，例如，清华大学章程修订中在具体运行上明确程序化，如何运行、如何决策、如何投票等；华中科技大学将学术委员会从学术评议和评定机构上升到最高学术机构等。

熊老师援引邓小平的话：“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认为目前学术委员会制度还有很多需要继续完善的方面，例如学术委员会的产生方式、成员构成、地位、制度化程度、认知问题等等，并结合自己长期的研究提出学术委员会制度成熟度的测量工具（内容包括：结构完备、系统稳定、特质型构、运行效能、文化认同等一级指标）。

在提问环节，熊老师与贾永堂教授、李志峰教授围绕着学术委员会制度与学校运行大环境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学术组织中的权力守恒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吴永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