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上午，第206期喻园教育讲坛在学院705教室如期举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副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高教所所长阎光才教授作题为“学术职业选择、阶层趣味与个人机遇”的学术报告。此次学术讲座由柯佑祥老师主持，学院沈红、郭卉、李涵颖、蔺亚琼、陈敏等老师和近百学生参与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阎光才教授就指明了此次研究的背景，即在各类机构屡次开展的职业声望调查中，科学家、大学教师等职业都位列排行榜之首，此外，2015年由中国青年报所主持的最新一次调查结果也显示：科学家、大学教师等依旧位居职业排行榜之首。但实际情况却是尽管外部评价和认可居高不下，学术人自己感受却并非尽如人意，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大学教授并不希望子承父业。由此引出了此次所要研究的问题“在中国，目前学术人的职业选择究竟是源自阶层趣味还是个人机遇”，目的在于通过调查数据分析、揭示学术职业背后的社会选择与个人选择机制，进而丰富我们对于学术职业内涵、人才培育环境与机制乃至教育公平等宏大议题的理解。接下来，阎光才教授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详细的讲述。

一、关于学术职业的阶层与地位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阎光才教授首先带领大家回顾了历史上从事教师这一职业的人员阶层背景。研究发现，尽管成为大学教师有助于提高自身地位，但是愿意并应聘为教师的往往来自社会的底层，教师职业往往“被放置于社会阶层较低的末端”，而到了近现代，地位开始提升。在西方，朱克曼通过对美国1901-1972年的诺贝尔获奖者研究发现，获奖者中父亲职业为专业人员和经理或企业主的比例高达82%；在中国，曹聪对1955-1997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身世也做过统计分析，发现来自教师、科学家以及医生等专业人士家庭的比例超过40%，其中仅仅出身教师家庭的就占25.8%，而父亲为农民的比例仅仅为8.8%。阎光才教授还分析了这一变化的原因，例如学术入职所需的受教育年限较长，没有一定的家庭经济条件很难如愿；整个社会高度专门性职业格局的形成等等。那在中国，情形又是什么样的呢？是趣味还是经济地位导致的呢？

二、我国学术职业选择的阶层差异与表现特征

在这个问题上，阎光才教授介绍了自己所做的一项调查。调查情况为：发放问卷12609份，回收率为50%。问卷参照我国2010年人口普查的职业分类法，将高校教师父亲职业划分为八类：第一，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第二类，专业技术人员；第三，办事与有关人员；第四，商业与服务人员；第五，农林牧副渔和水利人员；第六，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第七，军人；第八，其他。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成长于村庄环境的教师比例在1980年代大约为10%，随后上升并保持稳定在90年代18%左右，而出身大城市的比例则大幅下降，由早期的40%多下降到最近的18%；此外，出身管理阶层者相对偏好文科类、出身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在农学以外的所有门类都分布比较均衡，而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出身农家的偏好，农学所占比例最高，其次为理学与工学。那这些明显的偏好是阶层趣味的导致的吗？

三、关于学术职业选择与阶层偏好

阎光才教授在研究中发现，相对于管理层与专业技术人员出身，农家出身更认可意志力、个人兴趣与偏好，更不认同结构性的因素如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家庭经济条件；而管理层与专业技术人员出身教师相对其他阶层更认同早期中小学学习习惯养成，即把早期教育经历视为影响学术职业选择与成长的重要变量。此外，阎光才教授还引用了2016年对研究生院高校博士生职业选择取向的调查以及沃伦的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1）我国学术职业选择所存在阶层差异，其更为根本性的成因在于早期由经济承受能力差异而导致的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均等，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不仅会影响子代进入学术职业的机会，而且还通过父辈的职业地位提升与文化资本积累来对子代的职业选择构成影响。

（2）在漫长的教育选拔过程中，家庭背景因素影响会逐渐发生递减，但具有地位的家庭会通过早期优质教育机会的提供转化为其子女的教育与能力优势，进而掌握职业选择的主动权。

（3）学术职业选择与原生家庭承受能力与条件存在强关联，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它的文化选择功能，但所谓阶层文化资本与趣味本身也是通过教育建构与塑造的产物。

概而言之，学术职业选择与阶层趣味、偏好之间没有太多的关联，而是更多的取决于包括父辈与子代享有的教育与优质资源的多寡以及支撑它的经济条件。

四、基本结论及关于公平议题的讨论

在这一部分，阎光才教授总结之前所做的研究提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在当下我国社会，一度出现了一种教育不能改变命运的悲观说法。的确，教育并非万能，但是，没有教育可能是万万不能。教育不仅仅是增加社会各阶层尤其底层个体本人改变命运机会的关键性通道，而且还是为子代创造发展机遇、增加代际流动机会的基本选项。

第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往往通过漫长的教育过程对子女职业包括学术职业选择产生传递效应，但是，这种影响会随着子辈教育年限的增加发生递减。

第三，相对于一般工作，学术职业资格获得的过程更为漫长，因此，它对于个体不仅是一个能力、信心、偏好以及意志力的艰苦考验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关于机会成本得失和风险成本预估与承受力考验过程。由上述研究结论可以进一步推断，入职资格获取过程的拉长（尤其进入研究生阶段）不仅减弱了家庭背景的影响，而且会产生一种分流、过滤与筛选效应，即分流或过滤掉那些达到适可的教育程度便足以获得遂心职业、或者筛选出在家庭背景传递效应减弱后资质或意志力突出的人群，阶层与专业选择偏好，在中国更多源自对成本与风险估算。

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阎光才教授又从人才、教育乃至社会公平角度，提出了以下几点的思考：（1）无论中外，学术职业因为其特殊的社会地位与性质，它的确是中产阶级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家庭相对关注的职业，但它很少为最为显赫的上层所青睐，而底层家庭则因为享受优质教育条件与机会的匮乏而难有奢望。（2）尽可能加长免费教育阶段年限，譬如实现普通高中教育的普及化，大幅提高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比例。（3）关注当下社会聘用与教育人才选拔中司空见惯的重学校或院校出身现象，以政策乃至法律来抑制譬如大学自主招生、研究生选拔、教师聘任和企事业人员聘任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歧视倾向。

最后，阎光才教授再一次重申了本次研究的基本观点与立场是：因为我国社会的历史传统及当下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影响学术乃至其他职业选择背后的关键因素并非是阶层趣味，而依旧是经济条件与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在接下来的互动环节，阎光才教授还就有关问题与在座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互动，现场讨论气氛热烈，思想碰撞的火花使在座师生获益匪浅。最后，柯佑祥老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并代表全院师生再次表达了对阎教授的感谢。整场报告内容丰富，生动有趣，展现了阎光才教授关注重大社会问题的学者情怀、严密的逻辑思路、规范的研究方法、深刻的学术思想。报告在师生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李晓娥、朱香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