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先生的弟子，对先生辞世极其悲痛。

先生一生致力于高等教育的实践与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赢得了海内外校友和师生、以及全社会尤其是高等教育界的广泛认可和尊重，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锐意改革的先锋与艰难探索的代表。

先生驾鹤西去，但给我们留下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却永驻长存。

一、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大学应该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先生作为学校领导30余年，一直致力于新中国伟大的高等教育实践探索，与新中国同呼吸、共成长，所领导的华中工学院所取得的成就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缩影和典型代表。

他在办学实践过程中，经历了新中国全面苏化、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等时左忽右的不同阶段。但是，无论在任何时期，先生始终以革命家的胸怀和政治家的气魄，坚持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不动摇，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占领主导地位，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丝毫不能动摇“四项基本原则”，才能努力培养“四有新人”、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因此，保证了正确的办学方向。

同时，在中国举办社会主义大学还必须是中国的大学。先生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好理解，对近现代中国发展建设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有切身的体会。因此，他始终强调在虚心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办学经验的同时，必须强化中国特质，要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烙印，要与中国问题和学校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倡导和坚持推动文化素质教育、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课程和讲座。

二、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应该始终遵循高等教育办学规律

先生经历了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全过程，无论在极左路线一统天下的阶段，还是在右倾思潮高歌猛进的年代，他都始终注意思索和探究大学的特点，按照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治校办学，从而使得华中工学院迅速发展、正确发展。

即使是视知识分子为“牛鬼蛇神”的背景下，也要坚持人才在大学发展中的最重要作用。先生对知识分子作用的认识始终是清醒而一贯的，无论是反右，还是在文革期间，他都不遗余力地保护他们，收留他们，支持他们。先生成为党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并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先进代表和基层实践的化身。“深挖洞、广积人”成为九思标识。在那一段极其特殊的动荡时期，他甘冒极大的政治风险，从全国网罗各类受到不公待遇的知识分子到学校工作，诚聘知名学者来校讲学、著述、担任学科负责人，为学校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奠定了最重要的师资支撑，留下来最重要的办学财富。

即使在专业化办学思想处于统治地位的背景下，也要坚持建立良好的学术生态，推进学科综合化。新中国成立后，在全面苏化的影响下，我国高等教育以专业化办学为指导思想，纷纷建立起了像华中工学院这样学科单一的一批专业性、专科性大学。这种办学思想指导下的人才培养直接与职业需要对口，好处是人才培养的效率很高、实用性强，但是专业面向太窄、发展性不足，不适应现代社会变化、综合的需要。同时，大学学科单一也不能适应现代科学综合、交叉的发展。因此，先生大胆冲击苏联体制的禁锢和克服重重阻力，强力推动学术生态的优化，在全国率先推动学科综合化，为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奠定了良好的学科结构基础，也为后来我国高等教育一系列改革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探索。因此，学科综合化也就成为第二个九思标识。

即使在大学只是教学机构的狭隘认识的背景下，也要推动高校的科研发展。在大学的职能的认识和把握上，多年来我们是有分歧的。但是，先生认识到研究在大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即使是在建校初期、文革“放大假”的阶段，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别的学校只开展单一教学比较普遍的情况下，他仍然艰难地推动研究工作的开展，并在实践中大胆提出了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科研也是大学的基本职能，与教学之间是源流的关系。因此，在科学的春天到来的时候，他才能在人民大会堂代表学校接过少数几张来自国家的表彰奖牌。“科研走在教学的前面”成为九思的第三大标识。

即使是在行政至上的体制下和从严治校的背景下，也要倡导和坚持学术自由。“从严治校”成为又一九思标识。他并没有改变现有体制下的大学行政管理架构，但是他却认识并积极运用了行政体制的力量。坚持治校要严的理念，强调行政的效率。因此，他治下的学校办事效率很高，无论是在推进突破政治性、体制性障碍诸如广纳人才这样的难事大事，还是直接指挥诸如植树等具体而细微易事小事，都能说了就办，并尽可能办成办好。他对行政管理队伍的严格要求成为了习惯，但是，先生在对待教师时给予的却是尊重和相信，鼓励学术上自由讨论和争辩，坚持对真理的探究学风，主张“学术自由是大学生命的真谛”，凡是学术上的事情由教师主导，他所领导下的行政只是提供条件的支持和宽松的舞台。

三、大学校长应该成为政治家和教育家

作为卓有建树的大学校长，他始终以政治家和教育家来严格要求自己，并努力践行。先生始终体现出以革命家的胆识、教育家办大学的风范，为我们积攒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给我们今天的大学校长治校办学以重要启示。

敢。这是先生办学治校始终如一的精神状态。在我们今天看来，他过去所探索并实践的很多事情都已经变得很平常，比如请人才、建学科、搞科研、筑围墙等等都是今天的常识。但是，回到当时浓烈的政治氛围、僵化的思想观念、严重的体制束缚、过弱的办学自主权和过少的办学资源，没有“敢于竞争”的胆魄是不可能去冲击苏联体制的桎梏、冲击一统天下的计划体制的牢笼；没有放下自我一切利益的大无畏的胸襟是不可能去设计、去推动大学校长必须推动的现代大学综合改革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

是。这是先生办学治校始终如一的精神力量。认识规律难，按照规律办事更难！实事求是难，在极左路线浓厚氛围的笼罩下坚持实事求是就更难！中国大学校长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能否从本国、本校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按照高等教育的自身规律办学，而不是唯书唯上，搞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搞崇洋媚外和拿来主义，在严和实上下狠功夫，办出中国特色和学校优势。

爱。这是先生办学治校始终如一的精神源泉。只有有了对教育的真诚热爱，才能不顾一切地献身教育，热爱学生，尊重教师；才能不顾利益的诱惑和权力的吸引，专心办学，潜心治校。先生一辈子没有也不愿意离开大学，一生醉心于高等教育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把爱教育、爱华工融入了自己的血液直至天堂。

谨以此文悼念恩师。

 (作者系 我院1999级博士生，现任 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