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第160期喻园教育讲坛在教科院705室举行。我院特邀美国院校研究会执行副主席、人事主管、“数据与决策课程”中心主任，佛罗里达大学高等教育管理博士Christopher S. Coogan作关于“美国院校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报告。该报告会由副教授张俊超主持，魏署光博士担任翻译。 Christopher 博士希望通过介绍美国的院校研究发展经验，为中国院校研究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一句浓重口音的“大家好”揭开了这次报告的序幕，Christopher 博士首先向大家介绍了美国院校研究会情况（AIR）,AIR成立于1966年，现有会员4000余人，其中87%是美国人，剩下的13%来自世界各国。AIR注重对研究人员的培训，定期举办年会、研讨会、出版刊物，并且开设院校研究人员的培训班，从美国联邦政府、NSF等多渠道获得资金支持。他表示美国高校大众化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上世纪90年代，美国有丰富的经验可供中国吸取。

Christopher 博士从院校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IR）概念分析开始介绍美国院校研究的历史，分别介绍了1971年、1981年、1990年经典定义，流行最广泛也是最宽泛的是1990年定义：指收集数据、提供信息以支持高校规划、政策形成、决定。美国院校研究把院校研究界定为管理领域而不是学术研究，强调研究的实践性、实用性，他认为院校研究主要是提供决策信息、影响决策。美国院校研究的兴起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内部主要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据分析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外部影响主要是不断增长的联邦数据报告要求、高校入学率的巨变、公众对高校的不满情绪和区域高校评估。美国院校研究机构1955年的10个迅速发展到1964年的115个，在1965年-1990年间主要的研究活动集中在学生保持与辍学；学生入学计划；学校战略规划支持；校情报告书；教学成本分析；学校自评与认证；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分析与挖掘；外部报告；追踪调查等10项活动，至今还主要是这些活动。从1990-2000年院校研究是什么的问题重被提出，是因为不同学校院校研究功能不同且不断变化。

Christopher 博士通过分析2008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展的关于美国院校研究角色变化的调查来描述其现状，该调查通过对1100个机构名称的描述、分类进行分析。调查表明以前机构名称多带有研究、信息字样，现在多带有战略规划、学术规划、评估、入学管理等字样，表示院校研究的多样化发展，其中48%带有院校研究或分析字样，49%带有规划、评估或两者组合。名称的不同决定于组织架构中的位置，美国院校研究机构主要隶属于院系、行政机构或者主管学生、财务的副校长，现在的主要活动比1965-1990年间增加了大学指南报告数据一项，角色功能也从1990年的分析描述性数据、校情报告、数据报送、评估转变为现在的多元分析建模、招生预测、政策问题分析、学生学费资助对入学的影响等。在2014-2015年的美国院校研究主要工作调查中，研究以支持学生成功（7.9%），强制性的数据报送（7.1%）是最主要的工作；在AIR“商业智能”调查中，53%的人表示未来三年角色将发生改变，38%的人表示将转至战略规划。Christopher 博士列举了院校研究领导者的核心、非核心的职责，表示美国院校研究会的使命是帮助学校在急速变化的环境里有效使用院校研究成果，进行数据挖掘、信息分析以支持决策，主要推动力是数据报呈、质量评估、管理变革。这些都说明美国院校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其角色和功能不再单一。

AIR今年申请到比尔盖茨基金会的资助约420万元，主要进行当前院校研究机构各方面能力差距、如何面向未来培育高质量研究人员、如何克服人才短缺服务高等教育三个问题研究，Christopher 博士认为未来院校研究将在在什么是院校研究、做什么、为谁研究方面将发生很大变化，从传统的单一院校研究办公室，通过向学校领导提供数据、信息以支持其决策模式向具有院校研究功能的机构，不仅向领导也向教师、公共政策制定者特别是学生提供信息、知识、智慧模式转变，信息服务对象将更多的考虑学生需求。

报告结束后同学们积极提问，Christopher 博士一一详细解答并送上特色的小礼品。（应金柱 黄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