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第146期喻园教育讲坛在教科院705室举行。陈廷柱教授作题为“大学章程的应为、难为与可为”精彩报告，现场座无虚席。

我国近现代大学章程的发展，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教育部要求大学制定章程始于1995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但是直至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实施之后，部分大学才开始真正重视大学章程的制定工作。2012年《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出台之后，章程建设才在各高校全面铺。在回溯大学章程的发展历史与有关要求之后，陈廷柱教授从“应为”、“难为”和“可为”三个方面讲解了他对制定大学章程的基本看法。

从政策要求上来说，大学章程的内容和制定程序上当以《暂行办法》为依据。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暂行办法》只是提供了一个指导性的框架。各大学在章程制定上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着差异。以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等7所学校的章程为例，在形式上，7所大学的章程主要采用“章、条”二级架构；在结构上，7所大学的章程均包括“序言”、“总则”、“教职工（教职员工）”、“学生（学生及校友）”、“经费资产后勤（投入与保障）”、“附则”这6章；在内容上，7所大学的章程在“序言”部分均以概括学校发展历史为主，管理体制（领导体制）部分均占重要篇幅（20%—38%），对学院管理方面规定均较为原则，均对学术组织的设立和职责范围作了详细规定，均对教师、学生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详细规定，均对资产、经费、后勤管理等内容作了原则规定。7所大学的章程也各有其特点与不足，陈廷柱教授亦对此作了详细分析。

“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制定大学章程之根本，而这正是大学章程的难为之处。在我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中，存在这样两个亟需厘清的问题：其一，到底什么是现代大学制度；其二，现在是否具备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条件。陈廷柱教授认为，对现代大学制度的简单理解，即是“坚持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前提下的法治、自治与共治。法治、自治与共治既需要法律、制度作为保障，也与人的素质密切相关。人的因素是区分新旧制度主义理论的关键，影响着大学章程的制定及其效用发挥。

陈廷柱教授结合讨论修改我校章程的体会指出，制定章程必须立足现实，要尊重现有的规章制度，但能否把握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趋势并有所作为，逐步推动大学走向法治—自治—共治，更为关键。

报告最后，陈廷柱教授提出了深入研究大学章程的几点思路，希望感兴趣的同学加以关注。（尹婷婷 刘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