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师：

今天，是你们女性的节日，也是文辅相老师去世8周年的日子。前不久，收到杜学元兄编著的《文辅相年谱》。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利用周末再次翻阅起来，思绪万千，尤其是书中收入的大作《教育的“另类”解读一一与文老师的过往记忆》，更让我感慨万千。写得真好，真感人。作为自己的硕、博导师，认识文辅相老师已超过30年。文老师去世也整整8周年。这8年来，我常想起他亦师亦父的音容笑貌，常想起他为人为学的风范，常以他为标杆反思和警醒自己，追忆他对自己的教导与影响，体验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真切与幸运；几次想动笔写写纪念他的文字，都因情深笔拙，怕有辱师恩，一直未能如愿。看到你充满真情实感、真挚感人的长文，我无法平静，想起了与文老师接触交往的许多往事。

文章是作者最深刻的肖像。我首先想到高老师你，这些年你真的不容易，正如你的“闺蜜”的评价，“你得到什么都不容易，都要比别人百经周折”。不过，也许因为人生比较坎坷，经历比较曲折，所以你对教育的感悟敏感而深刻，与文老师的共鸣也丰富而难忘。这些都弥足珍贵，都在大作中有充分体现。这也让我想起林语堂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

这么多年来，你尽管承受着工作、生活和婚姻的压力，但始终未放弃自己做人的标准，未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勤奋用功的程度，常让我感动和惭愧。也让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结束时写道的“您不会相信，我忙到什么程度，日以继夜，像服苦役一样！”陀氏还说到自己紧张焦虑的工作状态：“总之，我神经质地、痛苦而又忧心忡忡地工作着。”用他自己的话说，陀氏总是在加紧工作，写得劳累至极，出了废品，还要重写，再重写。仅仅在灵感来了的地方才一挥而就，其余的地方全是非常艰苦的活儿。高老师，你不是也这样度过自己孤独艰辛、紧张充实的生活吗？！

尽管工作在大学基层院系，没有显赫的官位和教授职称衔头，但你始终没有失去崇高的理想，更没有失去质朴善良的人性。奔波在囯内国外各个城市，历尽千辛万苦，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和文字作品把学生们的心灵点亮，温润着大学的精神文化。

在华中科大读书，有幸认识了朱九思、姚启和、涂又光、文辅相、刘献君等老师和杨叔子、李培根校长，每一位都给我以不同的深刻影响。我赞同你的意见，称“文老师”最好。文老师的价值与意义，不在头衔，不在荣誉，不在包装宣传；而在于他心无挂外、忠于职守地履行着其神圣的教师职责：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帮人不烦。所以，在他的名字前无须冠以什么头衔，叫一声“文老师”最真实贴切，最能得到大家的认同。事实上，华科大内外，乃至整个高教理论界，大家都是这样称呼他的。

我和许多师兄弟一样，常以自己是文辅相老师的弟子而自豪。人并不是始终都像他自己的。在关键时候的所作作为，往往都最能表现人的本真。我所知道和经历的几件事，就足以反映出文辅相老师作为师者的本真和风范：

一是文老师对人文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开创性研究。文老师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界的杰出学者，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和开创者。杨叔子校长曾对我说，文老师是华科大的理论家。文老师对人文教育和后来的文化素质教育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在国内堪称领先。如什么是人文教育？他认为，人文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进行的旨在促进其人性境界提升、理想人格塑造、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教育，其实质是人性教育，核心是涵养人文精神。这种精神的养成一般要通过多种途径，包括广博的文化知识滋养、高雅的文化氛围陶冶、优秀的文化传统熏染和深刻的人生实践体验等。关于“素质教育”，他提出，“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而不是一种教育模式”。这对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又如，他对当时我国大学教育“四过”现象的概括，即过弱的文化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过强的共性约束，在高教理论界反响强烈，成为广泛共识。如今在“双一流”建设的热潮中，不少大学在急功近利的追求中迷失本真，淡化了自己育人教化即立徳树人的根本使命。

二是文老师在华中科大首先发现涂又光先生不同寻常的文史哲深厚学养，返聘其到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前身高教研究所任教，并建议时任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大前身）校长杨叔子院士和分管人事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刘献君教授重新评定涂先生为教授，致使涂先生晚年得以充分发挥学术专长，先后讲授了《中国高等教育史》和《教育哲学》两门课程，提出了“教育自身”“泡菜坛子理论”等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教育思想和观点，甚至可以说，他基本构建了具有中国话语、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教育学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为此，我曾在《中国教育报》发表《涂又光：创新中国的教育学》一文，介绍涂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

三是大约2000年，文老师带着师母佘杏元老师和师兄贾永堂在湛江讲学后，坐火车到广州，因到广州站是早上6点，我就跟广州的同学说，我去接文老师一行。结果在接到文老师在停车场门口等车时，因我们好久未见而专注于交谈，待司机把车开上来，想将行李放进车内时，才发现行李没了。即行李在广州火车站被小偷悄悄盗走。身份证、钱包和同学们为文老师和师母䃼照的结婚照片，全在行李箱里。佘老师特别着急，不客气地批评了我，怪我考虑不周全；而文老师却特别镇静，安慰佘老师说，人身安全，就好。让我们立刻安静下来，并油生敬佩。如此从容淡定，真正的君子啊！早餐后，我们到商场为文老师和师母买对换衣服，他一直坚持说借钱给他，不能让我们同学为他破费。真让人为难和感动。记得有一年文老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附院住院，我临时去看望他，没准备慰问品，想给他一点礼金买营养品，他也坚决不肯接受。

此外，文老师还有许多感人的往事。如他尽管长期身体欠佳，仍满腔热情，几乎来者不拒地无私指导学生包括大量不是自己指导的研究生。这不仅占用了他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影响了他自己的科研和健康，制约了其论文发表的数量。尤其让人敬佩的是，文老师从不愿意在自己指导的学生论文上挂名，一直甘当无名英雄。有一名博士生与他联名发表了一篇论文，事前没征求他的意见，事后被文老师狠狠批评。又如1993年华中理工大学与中山大学联合开办高等教育学硕士班，他带病从武汉背了几十斤重的资料到广州给每位学生。其中不少高等教育论著复印件，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等等。

一流大学建设应以育人教化为根本，不仅要追求硬指标，更要有一种温情。在这方面，文老师勤教力学、立己树人，用自己一生成人成己的教育实践给我们以诸多启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文老师是成功的。但他的成功，不是他当了多大的官，或赚了多少钱，也不是他是教授博导，和写了多少文章，而是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社会如何功利浮躁，他总是集人师与经师、身教与言教于一体，以身载道，真诚待人，以自己人格学问引导着学生，积极地影响着他人。他带给大学和社会的不是喧嚣式影响，而是更为久远的价值性影响。因此，即使去逝后还有人怀念他、感恩他、继承他。这样的老师，如今不多见了。正如你所说，随着涂又光、姚启和、文辅相老师这样的老一代人逐渐离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师道传统和精神力量足以和今日各种教育异化乱象抗衡。

今天就匆匆写到这里。这既是对你文章的回应和交流，也是对文老师的怀念和感恩。

工作忙，又奔波，多保重！

罗海鸥

2019-03-08午夜

（注：高老师，系高桂娟，女，同济大学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