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昨晚（2016年8月20日），借人大（中国人民大学）举行高等学校双一流建设高端论坛，文辅相老师的弟子杜学元联系到了我。杜师兄通过微信告诉我，他正在做文老师的年谱，希望我能提供与文老师交往的一些资料。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已多年“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我激动地回应：“这可怎么写？！与文老师的交往都是点点滴滴的小事，按照年谱来整理不知该怎办。不过，你真是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以年谱的形式写篇回忆录发给你，你按需摘取吧。”当时还有些“较真”地表示，因手头有各种紧急的科研写作任务，十月份写出来给他。但事实是，理性的计划安排终会被感情的潮水淹没。与杜师兄联系过之后，即进入难眠之夜，与文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都活生生地涌现。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我独自靠在躺椅上，沉浸在与文老师过往的记忆里。在阳光灿烂的今朝，我无心梳洗，不吐不快。
提笔而书之时，脑海首先闪现的是“教育的‘另类’解读”——我常被熟知的师长朋友称之为“另类”。因为另类之故吧，我的人生多了许多坎坷，如“闺蜜”的评价，“你得到什么都不容易，都要比别人百经周折”。不过，也因为人生之坎坷，我与文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愈发深刻难忘。弥足珍贵的是，经由文老师，作为从事教育研究者，我对教育有了别于“教科书”的感悟——这是另类的另一层含义。
提笔而书之时，踌躇于写作中，尤其是标题中对文老师的称谓。按照当下世俗之惯例，对于“位重”之人，都要冠之以许多头衔，要么从职务的角度冠之以“某某长”、“教授”、“博导”之类，要么以最高的学术尊称，称作“先生”了。固执或另类如我，最终依从内心，开启了以往与文老师交往中的那种“文老师，……；文老师……”的“倾诉模式”。
初识文老师
2000年，从汕头大学高教所硕士毕业之时，我经历人生重大转折或重挫。在为人妻、为人母之后才重返校园的我，在毕业找工作之际面临种种困难：年龄大——无法与“直升”者比，学历低——硕士毕业还需要解决“家属问题”，等等等等。指望“读书改变命运”的我，遭到重重一击而晕头转向。当时在华中理工大学（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高教所的别敦荣老师（在厦门大学时我称其“别师兄”）的建议下，我“临时抱佛脚”，决定报考华工（华中理工大学的简称）高教所的博士。
要投奔谁的名下呢？我是有些耍小聪明地“按图索骥”：在读硕士时，当时的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深深打动了我，在阅读中我遇见而且还没有来头地喜欢上“文辅相”这个名字，觉得好文雅。不仅耍了小聪明，而且拿出了“破釜沉舟”之势，得机会在华中科技大学学术交流中心（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大家都习惯地称之为“八号楼”）一楼大厅第一次见到文老师，得到了文老师第一次的专门“接待”。虽初次谋面，温文尔雅的文老师让我一点儿也不拘谨，我直接向他呈上自己找工作时制作的“求职简历”，直通通地表达了“求职不成转而求学”的诉求。而文老师呢，并没有因我学习动机不纯、做派鲁莽等等以教师的身份来审视或说教，相反，他给予了我充分的理解和细心的关怀，并让他当时的博士生杨杏芳师姐具体指导与帮助我，还特地告诉我，杨师姐考博士时，英语成绩非常好，都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在杨杏芳师姐的帮助下，我租住在月租低廉的华工招待所，一个不大的房间里摆了8个床位的高低床，住了7个准备报考华工硕士或博士的学生，留了一个床位供大家放行李。在艰难的生活状况下，我开启了压力十足的备考模式，每日在读书、旁听华工高教所的博士生课程中度过。
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我的似乎要搁浅的人生小船，不仅停靠在了这所以“学在华工”而知名的学府，而且经由文老师推荐，阅读了雅思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这本书，而从雅思贝尔斯那里，我汲取了精神养料——有关“精神贵族”的论述与思想。直到今天，“精神贵族论”仍深深地影响着我的生活态度。
在我考入华工高教所攻读博士之际，也是文老师住院换肾之时。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当我恳请面见文老师的时候，他已是重病在身，身体虚弱到谢绝一切拜见，但他感受到了我的焦虑或者说绝望，出于担心和关心，硬是撑着病体见我。细心的他特地把师生见面安排在学术交流中心的大厅，以免去我这个穷学生登门拜访可能产生的礼节上的负担。拖着病体，文老师却耐心倾听我当时有关人生种种失落的诉说；注重仪表的他，竟然没有让我发现他是病重之人。要知道，我与文老师素昧平生，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与文老师的交集。
还让我感动的是，考虑到我的个人情况，包括学科基础薄弱，家庭生活困难等等，文老师特意把我托付给张应强老师，让张应强老师做我的导师，并叮嘱我说，无论是才学，还是资源，张老师以后都能更好地关心和帮助我。
“愿做无名英雄”
在经历短暂的“考上博士”的喜悦之后，我的人生面临了又一次考验。博士入学考试刚结束，华工高教所的老师们就敦促我继续找工作，因为不能确定我能考上博士。结果是，我同时拿到了华工高教所博士录取通知书和在武汉工程学院（现在的武汉工程大学）教公共英语的签约。何去何从成为又一次艰难的选择。当决定继续读博士的时候，我与前夫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后果是我直接丧失了经济来源。
我利用暑期教授幼儿英语积攒了2000元钱，在华工开学报到的最后一天来到学校，开始了攻读博士的学习生涯。为了支撑求学期间的开销，读书之余，我在武汉工程学院兼职教大学英语。繁重的学业与艰难的“打工”生活让我无暇他顾，也没有和文老师有更多的联系，但在开题之际，我忽然接到了文老师的电话，问我开题准备的怎么样了，并让我把开题报告拿给他看看——文老师放心不下我的学业。在文老师家里，文老师与我讨论开题报告，并逐字逐句修改，依旧莽撞的我，不仅没说半句感谢的话，还直通通地告诉他，我不能把他的名字写在开题报告上，怕导师不高兴。文老师不仅没有丝毫不快，还笑着调侃道：“愿做无名英雄”。我的开题报告不仅顺利通过，而且获得“优”，我心目中的“学术大碗们”如冯向东老师、沈红老师、别敦荣老师对开题报告的充分肯定让我开心不已，并增强了学习自信心。
在艰难的博士求学之路上，文老师一直甘做“无名英雄”，他的援助每每让我度过难关。
在一次奖学金评选过程中，我对照公布的评选标准，分别报了两个奖项：学习优秀奖与优秀论文奖。评选结果是，我两个奖项都中了。我欣喜异常，尤其是对于囊中羞涩的我而言，奖学金的意义非常大。可惜，乐极生悲。我只顾得报奖拿奖，却忘记了周围同学的感受。我的入党介绍人告诉我，我的预备党员考察可能无法通过，建议延期考察避免不通过的尴尬。我竟然“不食人间烟火”地询问为什么大家会不让我过。在我的执拗下，介绍人告诉我，因为我报奖时抢荣誉，报一个就算了，竟然报了两个，只顾自己，不考虑他人。素来认死理的我无法想通，就此事像祥林嫂一样持续询问同学好友，本希望得到肯定或安慰，但反而得到的都是好心的“提醒”与“批评”，这让我更加苦恼，后来到了失眠无法进行博士论文写作的地步。文老师得知此事后，陪我散步聊天，循循善诱，充分赞许了我的学习成绩，对我的报奖行为进行了肯定，同时也对世俗人情等进行了开导。在我心情舒缓之后，他又提醒我好好休整并赶紧回到博士论文的写作上来——文老师依旧放心不下我的学业。
博士论文已经到了答辩阶段，但我的论文结构导师一直不满意，论文摘要写了好几稿也未能达到要求。我焦急万分，如热锅之蚂蚁，在华工校园胡乱地兜着圈子。文老师再一次把我请到家里，师生共同探讨修改，直到博士论文完工。当我喜滋滋地拿着修改好的博士论文准备向导师报喜的时候，文老师还忧心忡忡地说：“唉，不知道你导师看的中不？”
我的博士论文获得好评，排在我那届的第一名，文老师自己的弟子陈巴特尔屈居第二，好胜的巴特尔至今见到我还耿耿于怀，说只有零点几分之差。博士论文的分数我早已忘记，但难以忘怀的是答辩时文老师的喜悦——他那丝丝入扣的点评与欣慰的笑容让我每每回忆起来都备受鼓舞。
在此还需要补充一个小“插曲”，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同寝室的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的张同学，还有二楼寝室攻读管理学博士学位的一位女生，因为种种压力，先后精神失常，不得不中断学业。多亏文老师甘做无名英雄，成就了我这位“打不死的小强”。
我的“避风港”
2003年博士毕业之后，优秀的学业成绩与良好的学术人脉让我的求职之路顺风顺水，彻底洗刷掉了硕士毕业求职时处处碰壁的悲苦与羞耻。还是为了解决“家属问题”，经过权衡，我最终选择了武汉理工大学高教所——当时这个单位求才若渴，但因为缺少学术氛围我的师姐弃之不去。于是乎，我成为了武汉理工大学高教所引进的第一个博士。
经过连续六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涯，重新回到职场的我尚未来得及享受“胜利的果实”，就迅速被残酷的现实碾压得晕头转向。人虽毕业了，但文老师并未疏远我这个“多事之人”，持续给予种种帮助。
为“书呆子”提供生活指导：虽然蒙武汉理工大学的照顾，前夫也随调了，但我的身份很快成为了“离异”，可谓刚刚入职，就给周边带来了各种猜测与谈资，并且由于生活中的“缺心眼”，离异后“净身出户”，带着处于叛逆期的女儿艰难度日。从单位报到至档案审核后的待遇到位还需要一段时间，以至于安家时经济窘迫。窘迫到了什么地步呢？我会为是否要用500元买一套旧家具，是打地铺还是买张床，纠结到打电话咨询文老师。
为“新教师”提供上岗培训：经济压力是次要的，更多的压力来自职场。由于是“第一个”引进的博士，我成了“能者多劳”。最能形象反映这种“能者多劳”的是，安排研究生课程的小吴老师告诉我，“（某某）长说了，难上的课程都交给博士。”于是，刚入职的第一个学期，我给硕士研究生开的两门课程分别是《教育哲学》与《教育心理学》，那种现学现卖被备课赶着走的状态至今还历历在目。为了保证课程上得像个博士样儿，我只能向文老师求助，由他出谋划策，给出种种备课上课的建议。
初入学术职业生涯的我，第一次申报课题还是完成一项“组织交给的任务”，具体的课题负责人与成员都是由单位领导告知的。当然，课题选题与内容得博士自己完成了。当时毫无申报经验，恍然失措中只能求助文老师。我们师生又回到了一起讨论选题等等的旧有模式。
让“漂泊游子”欢度春节：中国女性单身之苦，不在于一个人面对惨淡的人生，而在于过年的时候面对众多亲戚朋友的那份尴尬。无奈之下，我作出的选择就是不回老家过年，把探亲改在暑期。似心有灵犀，文老师从不过问我的私生活，但从2004年新年开始，一直到2009年调到同济大学工作之前，我都会被文老师邀请到家里吃“团圆饭”。另一让我“宾至如归”吃“团圆饭”的去处，就是文老师的弟子，从我报考博士时就“奉命”帮助我的杨杏芳师姐。她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之后，到了与武汉理工大学一墙之隔的华中师范大学工作。行文至此，饭桌前佘师母的爽朗、文老师的文雅历历在目，杨杏芳师姐的各色小炒仍让我垂涎欲滴。
“一语点醒梦中人”：渴望爱情、渴望家庭，大概是女性之通病吧？情之所至，毫无理性可言。我也不例外。2005年冬，一场不现实的爱情让我痛彻心扉，生不如死。因爱生恨，鲁莽到想做傻事。冥冥之中或惯性使然，我奔向文老师家，窝在沙发里，边诉说自己的痛苦，边义愤填膺地抖落自己的“复仇计划”。现在想想，依然羞愧于自己当时的不堪。可是，一如既往，文老师既没有对我进行“道德审判”，也没有进行劝诫说教。他默默奉上热茶、可口的点心，让佘师母准备饭菜，静静地聆听我的絮叨。在我那“暴风骤雨”停歇的间隙，文老师引导我考虑实施所谓的计划之后的后果，引导我考虑他人的感受，引导我畅想未来的生活。他让我明白，痛苦终将过去，但未来不应因今天的任性而追悔莫及。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小细节让我每每回忆起来，都充满感激，也受益匪浅。在与文老师诉说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只要佘师母过来，他就有意识地岔开话题。如此反复，文老师以无言之教，让我知道我在谈论涉及自己和他人的隐私。我还猜想，他不想破坏我在佘师母心中“单纯”的印象吧？！
愿您在天堂见证我的幸福
2009年，与武汉理工大学合同期满，女儿也考入大学即将开始新的生活。我想，是时候该离开武汉这个地方了。对于我离开武汉独自跑到无亲无故的大上海，许多关心我的好友不解，好友之一的谈话让我至今想起还对自己的不可救药连连摇头。他说：“你一直在追逐一个无法实现的美好地方，总是对现实不满意，总以为那个好的在另一个地方。等你去了，就会发现，仍然不满意，你就再离开，再继续寻找。像你这样对理想这么执着的，我还没有见过”。不过，唯有文老师，一如既往，一切理解尽在不言中。只是破天荒地，他没有问及我学术发展的打算，而是一字一板地对我说：“你该成个家了，你要像求职那样去求爱”。
2011年寒假，从上海返乡途中，在武汉见到文老师的时候，他欣慰地说：“你长好了”，佘师母也以依旧洪亮的嗓音回应：“是滴，脸色好多了”！可是，看得出，当时文老师的身体状况很差，变得那么瘦小。拜见过文老师，他坚持要送我到电梯口。进入电梯的一刹那，我忽然那么不舍，当着佘师母与杨杏芳师姐的面，忍不住求抱抱，佘师母还哈哈笑着说我撒娇。轻轻拥抱过文老师，我与杨师姐进入电梯，当时就忍不住地想落泪。大概是心灵感应吧，那是见文老师的最后一面。2011年3月8日，我一边用手机回应三八妇女节的种种短信与段子，一边赶往校园。忽然师弟马廷奇打来电话告知，文老师去世了！晴天霹雳般之后，就是感叹古人所云“父母在，不远游”的道理。武汉与上海，不仅仅相隔的是两个城市的距离，而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因为承担着本科生的公选课，按照学校规定，给本科生调课需要提前一个星期申请。我不得不在文老师追悼会之后，才赶回武汉探望了佘师母，师母为我播放了文老师追悼会的实况录像，但终是未能见文老师最后一面。
虽然未能赶回武汉奔丧，但那次的公选课我无法“按部就班”。这门公选课的名称是《自我管理与生涯发展》，我觉得应该让学生们知道还有文老师这样平凡之中不平凡的人生。我在黑板上板书了文辅相老师70大寿时一位师兄写的藏头诗：“文以载道，辅以厚德，相得益彰”，与同学们分享了有关文老师的种种美好的回忆，并进一步谈到了从文老师那里，我对“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领悟。同济大学的本科生素以生源优秀而闻名，每次给本科生上课，尽管我拿出浑身解数，“吃力而不讨好”的情况仍时有发生。但这一次的课，全班鸦雀无声，在我讲完之后，那雷动的掌声，成为一种特殊的方式，既是为文老师送行，也是对文老师君子风范的缅怀。
2013年，在美国访学期间，我遇见了我的“Mr Right”,杰西，并于2014年10月14日共结连理。杰西常常以特有的率真表达他的赞美：“你看起来真美，真年青！”“我喜欢你的心灵！”“当我看见你昂首挺胸走在前面的时候，我知道你是公主，我得认真待你！”“哦，你的笑容真灿烂，你是我的阳光！”是的，在经历了人生种种挫折，岁月并没有给我留下“风刀霜剑”的痕迹。在我一路磕磕绊绊的行走中，有幸遇见文老师，他耐心等待我慢慢成长，他细心呵护我敏感脆弱的心灵。是的，我知道，即使因为自己的鲁莽让人生的舞台坍台，但依旧有这样一位像慈父一样的老师，他充分理解与信任我，引导我向着光明的未来。
2015春节，杰西与我补办中国式喜酒，他执意把庆祝地选在武汉，他的理由是，我的人生重要阶段是在武汉度过的，我们必须感谢在我生命中有重要意义的人。匆忙的行程中，我们抽出了一个下午来到文老师家，佘师母爽朗依旧，那个曾经窝在沙发里哭泣的我似乎历历在目，可惜再也见不到在我生命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文老师了。离开文老师家，依偎着高大的杰西，徜徉在喻园冬日的阳光下，腊梅花开得正艳，恍惚让我回到与文老师在校园散步谈心的岁月，心中浮现出文老师温和的笑容，那一刻我释然——是的，文老师，您在天堂依然能够看见我的美好。
回到原点：什么是教育？
在断断续续的写作中，不知何故，我想起了雨果笔下的冉阿让，想起了以爱救赎他的那位老牧师。我也想起了曾经与文老师探讨过的雅思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
雅思比尔斯认为，教育是使人成人的力量，而文老师让我懂得，这成人的力量源泉，是爱。在与文老师点点滴滴的交往中，他以无言之教让我懂得，教育中的爱并非空泛和抽象，爱是那么生动和具体。
※无条件之爱。文老师长期遭受病痛的折磨，生活也并不宽裕，但文老师一直是谦谦君子样，他让我懂得了“精神贵族”的涵义，也让我逐渐领会了什么叫“自爱”。作为教师，文老师对待学生的态度让我领悟了教育之“大爱”。学生性格各有不同，人生际遇千差万别。春风得意马蹄疾者固然让老师欣慰，但像我这样的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的“倒霉蛋”更需要老师的关爱。感恩，因为文老师无条件之大爱，我的人生不至于那么不堪，让我从被爱学会自爱，并在自爱中一点一点汲取了不管怎样都会爱这个世界的力量。
这种无条件之爱，对当今中国“成功学”大行其道之教育尤为重要。曾惊诧于某知名学府的教授何能公开宣称学生毕业了不赚钱几百万就不要来见他？！也越来越回避当今处处追求“卓越”、“一流”、“优秀”的学术圈。曾几何时，学术圈也开始“强强联手”：求学者投奔的不再是“学”，而是在意是否跟从了“大牛”、“大碗”或“某某长”——因为他们掌握了更多的资源。而导师，也越来越青睐毕业后“有出息”的学生——因为他们才具有反哺的实力。
爱的缺失，让“丛林法则”开始在教育领域大为盛行。记得几年前就人才培养问题与一企业老总进行过交谈，当我谈到“卓越人才”、“栋梁之才”时，这位耿直的老总按捺不住爆发了：“你们教育，怎么能尽想着让学生成名成家？！大家都去争着当大树，谁当小草呢？！没有小草，这个世界还会好看么？！都当大树，大树还能活得了么？！”这位老总的质问，我至今无解。随着文老师老一代人逐渐离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传统和精神力量足以和今日愈演愈烈的“丛林法则”抗衡。
※同情之爱。此处之同情，不是居高临下的可怜或施舍，而是感同身受的理解之爱。曾经看到一篇微信朋友圈转发的文章，谈到好的伴侣是“树洞”，坏的伴侣是“修理工”。大意是说，伴侣遭受挫折、痛苦失意时，只需要“爱你没商量”，让伴侣躲在树洞好好地休整与疗伤，而不是向伴侣提出什么哪怕是善意的批评与建议。那篇文章让我深有感触，因为从文老师那里，我懂得了同情之爱，我懂得了教育不仅仅是纠偏，更能打动人心的是理解与包容。可惜的是，还是由于成才心切，曾几何时，打着“为你好”旗帜，先有“虎妈”出现了，再有“虎爸”跟上了，更令人忧心的是，著名的学者钱文忠教授最近公然开始劝诫了：《教育，请别再以爱的名义对孩子让步》！
没有了同情之爱，这个世界越来越“薄凉”。胜者为王败者寇，大家都喜欢“欢喜团”，谁会接受那个“倒霉蛋”？！为了不被这个薄凉的世界抛弃，男人们急匆匆地证明着实力，女人们巧妙地展示着自己的得体与精致。成功即获得满堂喝彩，失败是那么不招人待见。在这个万众一心向前奔的时代，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又要重演之时，社会正成为竞技场。有谁，有勇气停下来，看看自己是否还是自己？有谁，有超然的心态，甘愿过普通老百姓粗茶淡饭的日子？
※谦卑之爱。与文老师有关的点点滴滴的回忆中，总让我感慨的是他的谦卑之爱。文老师不仅研究人文教育，倡导人文教育，而且以行动在进行人文教育。身教胜于言教，与文老师的师生交往中，忘不了他拖着病体与我的第一次相见，忘不了他这个学术前辈修改完毕我的博士论文时候的“惶恐”——那是先生对后生的谦卑之爱。与文老师的日常交往中，我见识了佘师母的“刚”与文老师的“柔”——那是丈夫对妻子的谦卑之爱；我见识了文老师对儿子、媳妇的关心，我感受到了他对小儿子德德一直放心不下的那份牵挂——那是父亲对孩子的谦卑之爱；我听见了文老师一声声对小孙女的呼唤“tiantian”（恬恬?）——那是爷爷对孙女的谦卑之爱。
当我在这里怀念不舍文老师的谦卑之爱时，我知道自己的这份表达是多么不合时宜。经过了各种“运动”与“斗争”，国人开始“雄起”。如果说“老实”等于“无用”，“谦卑”那就是“孬种”了。男人竭力想摆出个“纯爷们儿”的POSE，女人也开始彪悍了，竟然在野生动物园也敢跳下车挑战老虎的威力了。虽然从文老师那里我懂得，能够从心底谦卑的，该需要多么宽广的胸怀与善良的心地，但中国当下的教育价值观是否能够接受我这不合时宜的“谦卑说”？
不是结尾的结尾：往事岂能如烟
当一切向前看时，回忆也成了一种奢侈。内心的力量驱使着我一整天埋首在写作中，因为自己都不敢确定，当把杜师兄约的这个“写作任务”排在十月份的时候，不知会发生什么让写作耽搁。也正因为如此，当杜师兄告诉我，他已经整理文老师的年谱有二十几万字了，我钦佩师兄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憨厚的杜师兄对我的赞誉是这样回应的：“文老师很偏爱我，像我的慈父一样！”他的话让我似曾相识——我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啊！我不由百感交集，向师兄回应道：“我也与你有同感啊！我也一直认为文老师很偏爱我，像我的慈父一样！说明文老师不仅是对你，对我，相信他对学生都是如此。可惜没人整理，如果每个人都写下对文老师的回忆，那该是对么珍贵的教育资料。”。
往事岂能如烟，爱的种子播撒出去，怎会无声无息。我人生的经历与文老师的关爱交织在一起，回忆文老师的时候，其实也是在重新回首自己的人生历程。正视自己并非易事，我竭力而为，按照编年的形式完成了这篇关于文老师的回忆录，在一定程度上也完成了自己的部分自传。无他，只想用有限之笔力来表达：原来，教育可以是这样！
高桂娟
完成于2016年8月21日午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