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至1999年，我在原华中理工大学读博士，这期间学校大力推行文化素质教育，兴办人文讲座。当时极力推行人文讲座的校长杨叔子坚信，大学之所以是大学，不仅仅是有大师和学生，更要有一种浓郁的学术氛围。为此，他不但多次亲自登台演讲，还请来国内外名人来校讲座。一些哪怕只是经过武汉的名人，也要被“顺便”请来演讲。师生们于是送杨叔子一个雅号，叫做“雁过拔毛”。当然，能来演讲的大多是大师，他们讲述的是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

一般来说，做学生的总是盼着周末早点到来，好放松一周紧张的学习生活。可我们在学校读书时，总是盼着周五早点到来，因为人文讲座大多固定在周五晚上。像中央电视台在播放新闻联播之前有固定的片头曲一样，学校在广播人文讲座信息之前也有一段固定的乐曲。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欢快的乐曲和紧随其后的讲座信息。当时，一到周五上午10点，我们就格外留意校园广播。要是没听清楚，就在午饭时跑到广告栏前看广告，留意当天的人文讲座信息。知道信息后，大致判断讲座的内容和受欢迎程度，迅速决定晚饭后什么时间去占座。如果遇到比较受欢迎的讲座，去晚了可就没有座位了，只能在教室的过道上站着，如果连站的位置都没有了，就只能在窗外将就。

记得有一次听红学专家张良皋教授的讲座，我就没有占到座。张良皋本是搞建筑学的，但是他的红学讲座出神入化，鲜活生动，很受欢迎。他的讲座总是场面火爆，听众很多，教室内外挤满了人，不光有学生，还有老师。那次张良皋要作讲座，我早早就吃完晚饭，还不到6点就赶到了西五楼。讲座7点才开始，可是教室里已经到处是人，走廊上也有不少人。我问身边的同学，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有人告诉我说，自己吃了午饭就来了。还有人下午就干脆呆在教室里实习。好在这时候教室的过道上还有位置，我们赶紧到管理教室的工人那里借了一个凳子，放在过道上。这样不至于站两个小时。再来迟一步，恐怕连凳子也借不着，放凳子的地方也没有了。

记得还有一次，我发现老校长朱九思正安安静静地坐在台下听讲座。他并不是坐在第一排，而是毫不起眼地坐在学生中间，离我的座位不远。很多学生平日只是听说过朱九思的大名，但是没有亲眼见过他。当他们得知，坐在身边的就是久仰的老校长朱九思时，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我听见有学生小声而得意地说：“今天真荣幸，居然跟朱九思坐在一起听讲座。”

（作者系我院1996级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