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迎来了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成立40周年庆典。从历史长河来看，40年只能算是弹指一挥间。但就个人而言，则是占据了人生大半个学术生涯。回顾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学科的发展，从高教研究室到高教研究所，再到教育科学研究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从一株稚嫩幼苗成长为了全国高教研究领域的一棵参天大树。伴随教科院的前进步伐，《高等教育研究》杂志从季刊到双月刊，再到现在的月刊，从过去的默默无闻到中途的异军突起，再到现在的全国学界名列前茅，也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历程。40年过去了，我已是踏入古稀之年的半大老人，想起那段艰苦创业、努力拼搏的日子，想起那曾经豪情万丈、满怀斗志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自然是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所以当教科院陈廷柱院长提出让我发表一些庆典感言时，我也就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了。

《高等教育研究》杂志是1980年创刊的。创刊人是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的朱九思同志。他在华中工学院建立之时就是学校的领导，长期主政学校的工作。他曾是延安时期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官，新中国建立初期曾先后担任过天津日报和湖南日报的总编辑，办报刊杂志很有一些经验。改革开放初期他主政华中工学院时，就率先在全国办起了几份学术杂志，在国内有着重要影响。《高等教育研究》就是其中一家。《高等教育研究》开始是学校的内部期刊，由姚启和同志担任主编。姚启和同志原来是学校的秘书长，1985年后先后担任了学校副校长和党委副书记。1982年《高等教育研究》就申请了国内公开发行，成为了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有公开刊号的期刊之一。我是在进入到高教研究领域后，才逐步理解了朱九思同志创办高等教育研究期刊的初心，理解了办高等教育研究杂志的重要作用。学校的自然科学学报和社会科学学报，反映的是学校学科发展科学研究的水平，高等教育研究杂志反映的则是学校改革发展和管理水平。记得一位教育部的部门领导曾经对我说，他非常关注《高等教育研究》杂志，差不多每期都看，就是想看看朱九思又有什么新的想法和做法。实际上朱九思的办学思想主要是通过《高等教育研究》杂志反映出来的。从这一意义来看，《高等教育研究》杂志是宣传学校办学理念和改革成果的一个窗口。创刊初期负责杂志具体工作的是李汉育老师，他的书法很好，《高等教育研究》刊名就是他题写的。后来有人提议要换教育部领导或教育名人来题写刊名，我坚持不要更改，以便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印象，让读者们看到这个字体，就知道是华中工学院的《高等教育研究》。好在我离开华科到中山大学已有20年了，直到现在刊名还是沿用原来的字体，这也算是我们编辑部的一个历史传承。

我是1985年开始接手杂志编辑部的。1982左右年国内高等教育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很多高校都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室（所），办了高教研究刊物，其中大部分都只是内部发行。在教育部高教二司的指导和推动下，教育部直属工科院校联合成立了一个高教研究协作组，并创办了一个名为《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的杂志，编辑部放在华中工学院，刊名由时任教育部部长何东昌题写。李汉育老师被调到《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担任常务副主编，学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杂志则改由章崇义老师负责，后来章老师又被调至广西工学院任副院长。学校将我由教务处教学研究科科长岗位调到了《高等教育研究》编辑部。到了编辑部后，我才知道任务的艰巨。当时杂志是季刊，公开发行，必须按时出版，而编辑部只有我一个光杆司令，既是文字编辑，又是技术编辑，还有印刷出版，所有工作只能一个人完成。也许是无知者无畏，我还是照葫芦画瓢，如期完成了1985年第4期的出版。后来在副校长姚启和的支持和帮助下，编辑部先后调进了多名技术编辑、文字编辑，编辑部工作才逐步走上了正轨。

初步解决了生存之后，才有可能考虑发展。杂志首当其冲的是明确目标定位。学校办高教研究杂志，当然是为学校服务，满足学校领导、管理人员、教师发表论文的要求。这是大多数院校创办此类期刊的目的。但是朱九思却与众不同，他明确指出，我们这份期刊就是要争取办成全国一流的期刊，成为全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园地。杂志发表的论文不能只限于本校的作者，要以论文的质量为准。本校作者的论文达到要求的可以发表，但要限制在三分之一左右，如达不到要求，一篇不发也行，要敢于“花自己的钱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为杂志指明了发展方向。之后我们按照这一指示提炼出两句话，“汇集高教改革成果，探索高教发展规律”，成为了我们杂志始终坚持不变的办刊宗旨。

要办国内一流的高教期刊，说起来容易，办起来很难，需要付出极大努力。一流期刊应当团结国内一流的学者，推出一批在国内有重大影响力的论文，要能主导研究和改革的潮流。我们当时面临的情况是，高教期刊领域存在一种“条块分割”现象。所谓“条”是指国内很多部委都有自己系统的高教期刊，如机械工业高教研究、航空工业高教研究等，我们学校主办的《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杂志当属此类。所谓“块”是指很多省、市、自治区都有自己地区的高教期刊，如上海高教研究、江苏高教研究、湖南高教研究等。“条”与“块”是相对封闭的，部委和省属年会的优秀论文必须在自己的期刊上发表。而我们《高等教育研究》是学校办的期刊，既不属于“条”，也不属于“块”，只能说是属于“点”上的，要争取一流的学者和论文，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为了团结一流学者和争取高质量的论文，我们选择了主动出击而非守株待兔。一是组织了“白鱀豚”杯高教研究优秀论文评奖活动。这次全国性的评奖活动，是与光明日报教育部合作举办的，得到了武汉铁木家具厂的资助，评奖活动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既扩大了杂志的知名度，又与一批很有才华的学者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二是积极扶持中青年学者。1986年后国内陆续建立了一些高等教育研究学科的博士点，涌现出一批基础扎实、富有生气的青年学者。他们既不属于“条”，也不属于“块”。我们就主动到这些研究机构去，了解他们的选题和研究成果，结识一批未来的高教研究的中坚力量，把杂志变成他们自己的学术园地。后来潘懋元先生创立的全国高等教育研究会，实际上就是全国众多高教研究室（所）专职研究人员自己的学术团体。由潘先生提议并经研究会通过，将《高等教育研究》确定为研究会会刊。由此我们的杂志实现了华丽转身，进入了“条”的行列，名副其实成为了以理论性、创新性为特色的全国性刊物。三是筹备召开了两年一次的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在一次会议上，我们几个同行好友提出了共同举办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的动议，在各自征得学校领导支持后，由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共同举办了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从1986年开始，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每次会议都围绕当前的热点、重点和难点，每两年合作主编一本研究文集。因为会议主题明确，气氛热烈，专家云集，成果丰硕，因而极受学界欢迎，形成了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四是组建小而精的高端作者群。一份好的学术杂志，一定要有自己相对固定的作者群。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学术前沿的研究动向，掌握学科发展的热点、重点和难点，制定相应的组稿计划。我们以编辑部的名义，邀请一些在学界有重要影响的学者牵头，组织少而精的专题学术沙龙。如请湖北大学冷余生教授组织大学教学论学术沙龙，请华中科大刘献君教授组织高校德育沙龙，请北大陈学飞教授组织中青年学者学术沙龙，以及赵曙明教授组织在美国留学生的学术沙龙等，刊发了一批反映学科前沿研究成果的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五是创办了高水平的博士论坛。我们邀请了国内多个博士点的首席专家带领其博士生，组织专题笔会。例如潘懋元和厦门大学的博士生，汪永铨和北大的博士生，薛天祥和华东师大的博士生等，围绕国内高教研究的热点问题发表高见。一期期高水平的博士论坛，既反映了博士点青年学者的学术风采，也推动了学术界你争我赶的研究热情。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杂志团结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专家、学校领导和中青年学者，快速地提升了杂志的知名度和学术质量。

要办好国内一流的高教期刊，除了要团结作者、搞好选题和组稿以外，还需要练好内功，不断提高编辑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研究水平。一是要不断提高编辑人员的读者意识和作者意识。编辑人员不能单纯地就编辑论编辑，而应该站在读者的角度思考。我们要根据广大读者的需要来调整编辑计划和编辑思路。他们当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他们在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指导？我们推出的研究论文的观点会对他们有什么影响？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要进行供给侧改革。要有作者意识，就是说要了解不同作者的特点，做到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二是要编研结合。高等教育研究这样的专业期刊，与学报类期刊不同，它要求编辑人员也要进入专业研究领域，要熟悉研究前沿。只有这样，才能知道什么是新？什么是深？怎样才能有用？我们编辑部和研究所本来是一家的，是融为一体的，既是编辑人员，也是研究人员。实践证明，有编辑经历的研究人员，他们在研究选题和论文写作上都有一些优势。我个人在1995年兼任了高教研究所副所长，选择了留学教育和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我的研究方向，先后申请获得了美国福特基金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香港研究资助局和美国岭南基金会的项目资助，我所带的一批研究生（包括在中山大学的博士生），很多选题都是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应该说都与我的研究经历密切相关。三是要不断创新。凡事不进则退，只有保持旺盛的进取心，才能更上一层楼。我们不能满足于国内一流，需要不断创新不断提高，把《高等教育研究》杂志推到国外去，让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走向世界。终极目标是把杂志逐步办成一份面向世界的教育期刊。为此，我们与南京大学的赵曙明教授和龚放教授，苏州大学的周川教授一起商议，还专门拜访了美国加州大学克莱蒙特研究生院斯蒂芬· 约森教授，并争取到他的的支持和经费资助，后来又专程向潘懋元先生汇报并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组成了由张德祥、陈学飞、邬大光、王伟廉等8位学者参加的编辑委员会，并在沈阳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后来因为出版杂志英文版需要审批的缘故，我们采取了以书代刊的形式，完成了第一、二期《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英文版编辑，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刊出版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影响。后来因为1999年我调到了中山大学，此书的编辑出版没有继续下去，这也是我人生的一大憾事。

如果把《高等教育研究》创刊到现在分成前后两个20年，第一个20年可以算是创业成长期，第二个20年可以算是发展壮大期。我这里讲的主要是创业成长期的一些往事。虽然在这一时期杂志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间自然有我们编辑部全体人员的艰苦努力，但主要贡献还应归功于朱九思和姚启和先生，是他们给杂志的定位，指明了杂志的发展方向。我记得我们杂志每一期出版后，九思同志都会仔细翻阅，而且经常指出问题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而姚启和这位好主编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以及对杂志高瞻远瞩的悉心指导、毫无保留的信任支持，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保证了杂志的健康发展。在后来我与陈学飞、龚放、周川等老朋友聚会时，他们一再表示，是《高等教育研究》成就了他们的成长，其实更应该说是《高等教育研究》与他们相辅相成，共同成长。如果没有他们始终如一的支持，杂志也很难有后来的异军突起。

虽然我离开武汉已经20年了，但我始终把自己当作是华科人。因为这里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是我长期拼搏追求理想的地方。这里有过很多的风霜雪雨，很多的酸甜苦辣，很多扣人心弦的回忆，很多难舍难分的牵挂。好在“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十年”，一代又一代的华科人，在勇于竞争、敢于转化的华科精神的鼓舞下，砥砺前行，薪火相传，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希望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和《高等教育研究》办得越来越好，这是我们这些老一代华科人的共同心愿。

作者简介：陈昌贵，曾任《高等教育研究》杂志副主编及华中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现为中山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