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读博士学位，不仅仅在其作为最高学位的吸引，更不在其现实社会中所获得的功利性利诱与利益，而在于攻读过程中所获得的全面洗礼。

不过，真要获得全面洗礼，还得有两大支撑：第一，导师的领航；第二，自身的醒悟。自身的醒悟，当然首先需要自身的刻苦探究、不断思寻。但更重要的，还需要老师画龙点睛般的及时指点。这便是为什么攻读博士学位时，学生更加看重对导师的选择。

成长于1980年代“科学春天”那个大时代的大学生们，常常坚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幻想着成为一名科学家的我，1986年大学毕业之后就在著名液体燃料化学家黄乙武教授的指导下，于1989年获得了工学硕士学位，立志继续从事液体燃料化学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可是，在军校从教两年多一点的过程中，两次被组织坚定的安排所中断，走上了教学管理的岗位。

在那个年代，我们饱受“砖头精神”的武装——“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并以此为荣。因而，服从组织安排、干一行爱一行的“砖头精神”成为那个时代最具显示度的标签。加之，“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一旦被组织安排干上了教学管理工作，那就必须认认真真地干好。

攻读硕士学位所养成的强烈研究意识，又把“认认真真地干好”转变成了认认真真地研究院校、研究教育教学。认为只要把高等教育及其教育教学想明白、弄清楚了，就一定可以把教学管理工作干好。否则，那就属于不称职，就是没干好。

不称职，对于那个年代毕业的研究生来说，可以算是奇耻大辱的了。岂敢懈怠！为不辱使命，便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和机会，积极查阅各种有关高等教育的文献、书籍、报刊，希望能从中汲取营养，少走弯路，从而避免“没干好”的心理负担和“不称职”的组织评价。

于是，朱九思的名字便开始频繁地进入我如饥似渴的视野。

一方面，朱九思先生作为1980年代高等教育改革的旗手，我从1982年读大学开始，就在不时翻阅报刊、收听新闻的过程中有了很深、很好的印象，高山仰止啊。另一方面，在工作过程中不时查阅高等教育文献时，常常阅读到朱九思等老先生的著述，也被先生们的思想与实践所吸引，按图索骥吧。

然而，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仅仅利用工作的空档，零零星星地阅读高等教育的一些著述，获得的仅是星星点点的知识与断断续续的启发，很难把这些零碎的知识与思考有效地拼接起来，建立起系统性的整体认知。于是，就特别期待有机会到当时高等教育改革与研究最活跃的华中理工大学（下简称“华工”）学习，希望能在教育研究的理论修养上得到更好的提升。后经过组织同意，便开启了脱产攻读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的艰苦旅程。

由于对朱九思先生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实践成效与理论研究两个方面所做出的杰出建树敬慕已久，朱九思先生便成为了我读博士选择导师时的唯一人选。

经过考试和双向选择，有幸在先生的门下度过了三年又半的时间。在此期间，有机会从过去远距离的观瞻与敬慕，到了近距离的聆听与洗礼。在先生的指点之下，试图更加系统地理解高等教育及其演绎的逻辑，全方位地思考高等学校及其治理的实践，全面地提升做人、做学问、做工作的境界。

由于自己是从工科转行而来，在教育基础理论方面的修养非常薄弱，需要从零开始进行补充。于是，我提前了一个学期到当时的华工高教所学习有关课程。

此时，高教所所长由学气袭人的文辅相先生担纲。他得知我对导师的选择意向后，曾认真地告诉我，所里对给朱先生选配学生非常慎重，须先行把关之后，再向朱先生推荐，由他与学生见面之后才最后敲定。

现在想起来，当时高教所领导和老师对先生选择学生如此重视是有道理的。

一方面，尽管先生精力比同辈显得更加充沛，但毕竟他当时已是83岁高龄的老人，不可能有精力对所指导的学生在学习与研究上做到面面俱到。因此，学生就不能有过度依赖导师的思想，须有独立学习与研究的较好能力。

另一方面，先生一贯倡导高等教育研究的实践性导向，反对高等教育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相互割裂而形成自说自话的“两张皮”。记得，当时高教所的涂又光等几位老先生为此曾正式地提出：要在华工开创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实践学派。无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与理论相互动，成为当时华工高等教育研究的鲜明特点。这也奠定了后来我国院校研究在华中科技大学的牵动下得以大力开展的基础。

因此，九思先生选择学生时，非常看重学生的学习经历与实践阅历，力求避免在日后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出现无病呻吟、没有问题意识、从书本到书本的情况。

当时，先生已离开大学校长岗位15年，在他推动创立的高教所专门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此时，高教所的涂又光先生、姚启和先生、文辅相先生等几位老先生都德高望重，在我国高等教育学界享有崇高声望，我们都非常敬重他们。

在这些老先生的倡导与推动下，高教所形成了两个非常好的传统：一个就是每周必有一次的集中性学术活动；得益于先生一贯倡导并大力推动的大学学科综合化的思想与实践，另一个传统就是跨学科的研究风气。

每次学术活动的主题常常也非常广泛，从哲学到历史、从政治到管理、从新闻传播到新兴技术发展等方方面面，力求从各个学科广泛汲取营养，拓展高等教育的研究视野与深度，提升学术研究的创新能力。

记得每一次的学术活动，都邀请校内外、所内外的相关专家围绕一个主题主讲，然后大家围绕主题进行讨论、辩论、交流，自由与平等的学术氛围非常浓厚。所以，大家都特别期待每周雷打不动的这一次学术活动。

除开学术活动的新颖内容和活泼形式吸引着我们之外，还有一点也是非常吸引人的。那就是，每次学术活动，几位老先生几乎都悉数到场，他们或主讲、或发表看法、或只是静静地坐着。这也成为我们迫不及待地渴望参加每周学术活动、每讲必到的另外一大原因。日后，我也学习和借鉴此做法，在我工作的重庆工商大学，推动并建立起了“翠湖”系列学术、读书活动的品牌。

与这些老先生们一起平等地参与到学术讨论之中，除了可以从学术上得以快速融入和提高，尽可能快速地抵达学术研究前沿，了解到学术热点、痛点之外，而且还能够从这些老先生们的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看到更不同的世界、思考更全面的教育，养成更好的思考与研究习惯。

记得，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朱先生便是在所里的一次学术活动上。

这次学术活动，请的是一位刚从德国归来的武汉大学青年才俊，主讲欧洲历史问题。没有想到的是，满头银发的几位长者都悉数到场，坐在不大的教室里与我们学生一起认真地听着报告。经身旁一位同学的指点，才知道那位身材不高、说话洪亮的长者便是我一直敬仰的朱九思先生。

尽管这次只有一面之缘，而且也没有胆敢走上前去与他说话，但是他与我们一起认认真真听讲的样子便深深地印刻进了脑海。这与我过去的想象是大不一样的！一位功成名就的大咖、一位高龄的学界前辈，竟然也能如此安静地坐在教室里，完完整整地聆听一位年轻学者的讲述，没有对学术的好奇、对教育的热爱，肯定是不可能做到的。

真正与先生的正式见面还是在博士入学考试合格之后，在确定导师的时候。由于先生从“文革”受到冲击之后便一直住在了校外，为了保障他在学校的正常活动，学校特地在招待所（学术活动中心）给了他一个单间作为办公和休息的场所。在我读书期间，这个房间就是我们师生见面最多的地点了。

按照预约的时间，我提前到达了房间门外，准点敲门，先生已在。尽管先生笑脸相迎，显得非常和蔼，但是我仍然觉得有些不自在，非常拘谨。见面的全过程便只是按照他的询问，一问一答罢了，没有太多其它印象。

成为他的学生之后，见面的机会就多了，也有可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先生、思考高等教育了。

除了参加学术活动，先生还为博士生讲授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他通过回顾亲身所经历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讲述执掌华工40年的艰苦探索，反思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曲折历程，展望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前景。每一次讲演，他总是娓娓道来，全景式地向我们展示了我国大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与起伏演进，提出了一个个更具前瞻性的值得探寻的问题，引发我们不断地深思。

先生的精力过人、记忆力惊人。每次报告或讲授，先生总是站着，很少坐下。讲授也常常是一气呵成，滴水不漏，少有废话。对于历史事件和重要数据，总能信手拈来，准确记忆。这也足以印证我日后在研究访谈中所知晓往事的真实性——先生在校长岗位上，竟能随口叫出学校那些普通教师的名字——足见其用心与记忆力。

在学习的头一年里，由于先生要出版文集，我便担任起了文献收集与整理的任务。同时，还须时常到出版社与编辑老师联络、协调，转达先生对图文编辑的意见或建议。通过收集与整理先生过去的各种文稿，一方面，让我在最短的时间里，熟悉了他过去的实践与思想。另一方面，也让我有更多的机会与先生接触，近距离地请教他对高等教育发展最真实的理解与前瞻，让我对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与思考。

后来，根据高教所老师们的建议，论文选题是以先生作为个案，研究大学校长的治校问题。为了避免个人的主观影响，先生主动推荐并邀请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蔡克勇教授担任了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使得研究工作更加客观、顺利。

论文研究需要访谈九思先生，考虑到研究的进度与先生的时间与精力，先生与我约定每周只做一次单独交谈。

一方面，我要向他汇报研究的进展与困难，听取他的意见和指点。同时，由于研究涉及到的访谈对象较多，其中不乏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老领导，还不得不请先生出面牵线搭桥。其中就包括了时任上海大学校长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先生、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著名高等教育学家Ruth Hayhoe（中文名：许美德），以及原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原“工宣队”领导人刘崑山等老领导。

另一方面，也必须专题访谈作为研究对象的他。要请先生逐一回顾他在华工亲身的实践历程，获得第一手资料。每次访谈，我们都聚焦一个历史阶段、或历史事件、或重点内容。根据主题，先生首先谈自己的记忆、总结与反思，然后我再根据其他访谈对象提供的信息、从学校档案馆查阅大量历史卷宗所获得的原始史料，与他慢慢交流，逐一进行交叉核实，相互印证，并对这些历史事实予以回顾和反思。

在访谈过程中，先生多能准确地记忆起过去的人物、时间和地点，善于从经历过的历史、走过的道路，客观地看待高等教育以及个人的功过、得失，以一位研究者的视角、一位长者的包容来客观地对待一位曾经的亲历者，再回顾、再反思，尽可能让事实说话、让思想激荡。这些访谈与对话，既是学术研究的思考，也是人生的锻造，让我在大学及其治理方面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与提高。

一直以来，我对先生经历了从仰慕、认知到解谜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非常好奇并痴迷于以下三个问题。于是，便特别注重利用与先生近距离接触与深度交流之便利，着重求教、探寻、思考了这三个问题，期待有所发现。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对？

为什么在当时信息不通、相互交流很少的情况下，作为大学校长的九思先生能够在探寻中持续地推动华工始终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我们都知道，大学是一个经不起折腾的组织。折腾，耽误的不只是机会、更重要的是会不可逆地误导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成长。

大学校长作为带领大学前行的关键人物。如果领路人的方向感不好、方向有误、路子不对，大学就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而且，改革的力度越大、步伐越快，所付出的代价可能就越高，走回头路、走弯路就难以避免。这便是一位大学校长最重要的价值了！

对于想干、愿干的人，就特别希望有新的理论指导、有管用的经验作为改革的借鉴。因为低头蛮干、埋头乱干是万万不行的，只会越干越糟糕，不但要付出巨大的改革成本，还会贻误改革开放的宝贵契机。因此，正常情况下，领导人就特别希望能加强理论的学习，自觉从学习与研究中不断汲取思想力量、精神营养，指导自身的改革实践始终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少走弯路、回头路。

每当我一脸疑惑地向先生提出“为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先生时常笑而不答，好像“天机不可泄露”、一脸自足的那个样子。好不容易才肯泄露其秘密的时候，又总是不假思索、却非常简单而直接地回答：“需要，高等教育火热改革的实践需要。”

得到这个回答，当时觉得：怎么会如此简单？后来，慢慢地体会到这一句惊天的大实话所蕴含着的万钧力量。

在先生治校期间，全力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大刀阔斧地推动华工由一所传统型工学院向综合性现代大学转型发展。与只是简单地“摸着石头过河”唯一不同的是，先生多出了一份理性思考的习惯，多出了大力推动研究并通过研究寻借智慧的习惯。

先生也不是什么神仙啊！为什么他能够先知先觉、知道要通过开展科学研究来获得无尽的力量呢？

他说：

哎，这确实不容易！

当时，我们哪里懂得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啊？可以说，什么都不懂！不懂，你说，我能怎么改呢？

但是，有一点，我们经过了几十年正反两个方面的艰难实践，证明我们所复制并坚持的那一套苏联模式已经明显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了，是有问题的！可是，世界上其它的先进办学模式，我们又不大知道，被迫闭关锁国了嘛，没有机会了解到别人啊。

这个时候，是继续僵化地坚持苏联模式？还是重新回到解放前的那些老的大学模式？我经过思考与反复比较，好像都不行！但是，又不知道该从何入手？真的，我们并不知道怎么改才好、什么才是正确的改革、对的方向又在何方啊！左右为难，特别是对于想干点儿事情的人来说，就特别为难。可以说是，为难极啦！着急！

为了避免好心办坏事，我呢？一方面，我是一个非常愿意不停地思考、积极地学习的人。刚好，就充分地利用了“文革”期间不招生的特殊空挡，在冷冷清清的校园里回顾琢磨、反复思考，对苏联模式就有了一些看法，对大学今后的发展如何走就有了一些想法。但是，还是觉得不够。因为我们对西方发达国家在“战后”几十年的迅猛发展并不了解啊，可以说是，两眼一抹黑！没有比较，哪里知道优劣所在、方向几何呢！

怎么办呢？

所以，另一方面，我就注重通过研究来获得无穷的力量。大家都知道的，我一贯重视并强力推动大学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即使是在被批判、被阻拦的背景下，我也照做不误，绝不妥协、绝不善罢甘休！

尚在“文革”期间，我们有了1950年代的办学经验与政治运动的教训，经过1960年的“整顿、提高”之后，早就按赖不住了。蠢蠢欲动地到处收罗“牛鬼蛇神”、“来者不拒地”大力兴办高新专业、不顾反对地蓬勃开展起了科学研究。在“文革”暂停招生期间，我早就憋着浑身的劲头正愁没处使呢！有了“文革”之后的间歇、有了改革开放的尚方宝剑，当然就更加的如鱼得水了。

为了弄清走向与方位，早在1977年很多人还在害怕、抱怨、疗伤的“梦醒时分”、“惊魂一刻”，我们就已经决定全校不放暑假，用大半年的时间，汇聚起全校力量，搞了一次有700余名老师参加的、全面的学术调查与研究。这次大型调查研究，让我们有了很大的收获。用我当时的话说：“尝到了甜头”——让学校打开了眼界、打开了思路，认识到了苏联模式存在理工分家、重工少理、重理轻文、专业过细、面向过窄，以及教育内容重复、陈旧等问题。

于是，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我们便顶着压力大胆地提出了：“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这个思想。明确提出：科研是“源”、教学是“流”的相互关系。这些论断，可以说是我们自身多年办学实践的理论反思，也是最真切的实践感悟。

随后，在1979年，我又被教育部委派，带队前往美国、加拿大、日本历时近3个月的观察性、研究性、学习性考察访问。这次考察，通过访问几十所世界最先进的著名大学，让我最直接地、最深切地感受到了改革我国大学的急迫、建设现代化大学的急需。

与此同时，还必须大力研究高等教育、研究著名大学的办学。特别是，要抓紧研究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先进模式、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经验、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与治校、研究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与走向、研究现代大学的职能与学科结构、研究现代大学开展科学研究的组织与特征、研究知识爆炸时代优化人才培养与教学组织机制、研究课程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的互馈关系，等等问题。

恰恰，要研究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当时正准备不顾一切地推进的办学实践。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也不知道该怎么干！

所以，我就得出了一条经验：只有好好研究，才能让人豁然开朗。只有站到前沿，眼前才能一亮！这就是我在几十年办学治校实践中得出的被我视作千真万确的一条经验。

受此启发，在我不知道高等教育怎么改、大学怎么办的情况下？我就移植了这条所谓的经验吧！于是，我就加强了对大学、对高等教育的研究。

记得，还是在1977年的那一次全校总动员的大规模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一位老师在查阅文献资料的时候，无意中找到一本介绍美国MIT（麻省理工学院）的小册子，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啊！这是我当时接触到的第一本关于西方著名大学的读物，其它的资料文献都没有啊！

我看了之后觉得很好，就像推开了一扇紧闭多年的窗户一样，可以吮吸到新鲜空气、了解到不少的新情况。于是，我就请这位老师尽快翻译出来，印发给大家都看看，看看别人的发展状况是怎么样的，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落后面貌，激发起大家进取与改革的欲望嘛。

加之，苏联模式的禁锢与惯性影响，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已经举步维艰，难以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新要求，也急需要学习、研究发达国家这些大学的先进模式与发展经验，急需要研究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战略与策略。

所以，做所有工作都一样嘛，必须调查研究！毛主席不是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吗？尝到甜头了，我就不会善罢甘休的！

后来，我就不只是自己思考思考就罢了，还特别重视对大学的研究、对高等教育的探索、推动高等教育的学科化发展，这成为我持续推动大学改革的理论源泉与方向保证。要是说，我在当大学校长期间、在推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做了几件正确事情的话，其秘密就在我喜欢思考、研究，并在全校大力推动研究工作向组织化、学术化的方向持续地开展。

是啊，这就是先生揭开的公开秘密。

他就是在实践需要的牵动之下，启动研究，并从研究中持续获得了治校实践的方向与智慧，从而确保了他力推大学不断前行的正确方向。

于是，先生在全力推动华工火热地进行大学改革的背景下，以大学校长的实践自觉不断地推动着高等教育研究的迅速开展。

从1977年开始，与其他学科蓬勃开展科学研究一样，他也率先在全国自发地开展了对高等教育领域的持续研究。1980年，又在学校建立起了高等教育研究组织机构。之后，持续开办高等教育讲习班、读书班、研讨班，带头在全国扛起高等教育研究的大旗，并说服上级有关部门和领导，支持、确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属性与地位，组织力量编纂了高等教育著作、举办并定期出版高等教育研究学术刊物，为日后高等教育研究在全国的持续开展奠定起了良好的基础。

在我们看来，当时，对几乎是一张白纸的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来说，要做到从建立组织、编撰著作、到出版学术期刊等开创性学科建设工作是极其艰难的。但在先生的治下，这三件事情都一气呵成地在同一处落地，并在全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了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且把研究的潜能转变成了卓越的办学现实，这在全国实属唯一的、也是最早的、最难的。这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化、学术化、组织化发展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正因为有了持续的思考与研究，才让先生更有勇气、更有信心大刀阔斧地推动华工的改革与发展，进而成为我国率先突破苏联模式、并率先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学的改革者、探索者、教育家。

也正因为有了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学术刊物的持续出版，才让华工的高等教育研究持续而深入地开展，成为我国率先有组织地开展高等教育研究的少数大学之一。

也正因为有了对高等教育的组织化研究，先生在华工所推行的那些大学改革举措、所倡导的那些大学发展方向绝大多数都是对的，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而且，这些具有开创性的改革，为后来的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的迅猛发展、迅速崛起搭建起了很好的结构性支撑、奠定起了优良的文化性基础、积聚起了可持续的精神性动能。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敢？

九思先生给外人、他人的一个强烈印象似乎就是：敢！——敢说、敢顶、敢干。想到就要说出来、说到就要做到、做就一定要做成！那怕有各种政治风险的不测和各种改革阻力的桎梏。

说实话，在我读博士期间，时代之风气早已比较开明，改革开放之风已经劲吹。所以，尽管先生过去的少数做法仍然处于争论之中、仍然尚未达成共识，但他的绝大多数做法已经趋于平淡、显得无奇。可是，每每我回到他力推各项改革的那些年代，想一想都为先生的那些“胆大妄为”捏一把汗、心惊胆战了起来。

有一次，我竟忍不住问他：“老师，您难道真的不怕吗？”

“哎！”，他叹息道，“哪里不怕呀！我也是人嘛。不怕，那是假的！正因为我的一些做法很出格，在‘文革’期间我被打倒也实属正常，想一想，也该被打倒啊！但是，不能因为害怕就不做、就不改革啦！这，我做不到！”

是啊，先生在位期间，是沧桑巨变的年代，波潮起伏、风云激荡。恰恰是我国政治氛围浓厚而变换、政治运动频繁而紧迫的时期，“左”的和右的政治力量时常交替、转换，并严重地左右着当时中国的社会心理与行动方式。

从华工建校的1950年代起，风起云涌的各种政治运动、尤其是那场历史10年之久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让高等学校成为重灾区。不少知名学者、高校领导人受到莫名其妙的政治迫害和人生伤害，知识分子被排到“老九”位置之后仍不解气，还得加上一个“臭”字。所有这些“左”的、过激的政治运动严重扰乱了党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和教育方针在高等学校的正确贯彻，给高校领导和知识分子造成了严重的心理阴影，给高等教育事业带来严重打击。

但是，就在当时人人自危的政治环境之下，为什么先生胆敢对1958年“教育大跃进”三年之后进行严肃的纠偏？为什么仍然还处于“文革”期间就敢于到处收罗“臭老九”？为什么胆敢在没有任何正式结论性指示的情况下，敢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即刻率先突破苏联模式的禁锢，进而迅速地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大学的大胆探索？为什么胆敢顶住各种压力大力推动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并大胆地提出“源流之说”的创见？为什么敢于违反不合理的规定，实事求是地为广大知识分子恢复地位、评定更多职称？为什么敢于顶住各种非议与压力，大力推行严格管理、从严管理？等等，在当时确属“胆大妄为”的思想与做法。

为什么朱九思他就敢呢？

面对这个非常不简单的问题，他的回答却非常简单：“主观地讲，就是，时不我待，尊重规律。”

先生讲：

在经历了1950年代的政治运动和“大跃进”之后，1960年代初高等教育又做出了调整和整顿，积累起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初步经验。当然，那个时候，还只是凭借着常识，觉得就应该尊重知识分子、就应该推动大学的科学研究，怎么能把知识分子、科研与大学割裂呢！这是大学的天性啊！

所以，我就把过去的那些极“左”的做法实事求是地予以合理的纠正。到了“文革”，尤其是中后期，更是心里面有数了，知道当时搞的那一套是不长久的，早晚还是要回归正常的轨道上来。这一点自信还是有的！

但是，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因为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的灾难性深重影响，总体上看，即使有中央的大力号召，要大力推动并扩大改革开放了，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刚刚或正在被“解放”而重获新生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来说，依旧心有余悸，心理影响还很严重，那敢轻举妄动。即使明明知道问题所在，大家也不敢随便改，被打怕了嘛。

在这种浓烈的政治氛围之下，推动改革的难度和阻力就可想而知了。那怕要改动一丁点，阻力都很大，上下左右都会跑出来阻拦。但是，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已经启动，方向也是明确的。这对不少想干事的人又是重大的机遇，那能错过，也耽误不起啊！于是，我们就跃跃欲试，立即行动。期待能尽快改变举步维艰、被动落后的尴尬局面。

时不我待，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只是一句漂亮的口号，可是对于先生来说却是一种急不可耐的出征状态。

这，也是一种现实状态——等不起、等不得。

等不起，是因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一直都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风暴中心，饱受挫折，病入膏肓。特别是经过“文革”的深刻“洗礼”，大学招生都被停止了5年，“工农兵”、“工宣队”成为大学“上管改”的领导力量，高等教育已经变得千疮百孔，百业待兴。看到这样的状况，对于一个在1978年已是62岁的老人来说，等得起吗？留给他勇挑重担、显山露水的时日已经不多，必须要有时不待我、舍我其谁的气度，才有可能取得别人尚未取得的进步。

等不得，是因为先生从华工建校之日起，就一直担任学校领导，对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曲折发展了如指掌，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冷清的校园里反复、冷静地思索之后，对苏联模式有了重新认识之后，对高等教育的变革可以说早都是忧心忡忡、心急如焚了。哪里顾得“文化大革命”仍然还有可能再来一次、自己可能再次被打倒的政治风险？

必须按照高等教育的最基本常识、最浅显规律，立即执行党中央发出的改革开放的号令，一刻都不能耽误地行动起来，才可以改变大学发展几乎停滞、状态近乎僵化的局面，否则就将进一步贻误风起云涌的时代契机，让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让华工失去迅速崛起的绝好战机，愧对党的领导、愧对历史的机遇、愧对师生的期待。

这，还是一种精神状态——敢于竞争、善于转化。

这是先生在推动华工阔步迈向现代化大学的口头禅，也被内化为华工迅速崛起的一种精神、转化为华工迅猛发展的一种文化，成为华工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敢，是因为当时大家不敢。

不敢，是因为当时浓烈的政治观望氛围，人人担心着“文革”再来一次的反攻倒算，人人自危的政治运动心态挥之不去、心有疑虑。

不敢，还因为华工只是一所新中国自己建立起来的这所只有4个工学学科的新大学，历史短、底子薄、学科单，“举目无亲”。敢为人先的底气还不足、胆识不够，敢于与老牌大学、强悍对手同台竞技的本领还不强。

记得，先生讲过：当时我们正式提出来，要在华工率先突破苏联模式，改变工学院那种单一学科的办学模式，全力举办理科、文科和社会科学，创办现代化的综合大学。可是，不但上级不认可、校外的非议很多、阻力很大，就是校内的认识也不统一、底气不足。还有，要走出校门去争取各种项目、举办专业，我们敢不敢“啃硬骨头”？敢不敢与那些老牌大学竞争？这些都是靠我们敢于竞争得以突破的，才实现了一点一点的发展。

不敢，也因为打开国门之后，与别人一比较，我们的落后状态便暴露无遗。巨大的落差导致了明显的自卑与失落。敢于洞开大门与国外同行交流、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的自信心严重缺乏。

正如先生所说的那样，当时，学校提出来要向美国的MIT看齐、要办中国的MIT，我们把学校的英文缩写都搞成了HIT，但是受到很多人的讽刺、讥笑。很多人认为，我们这那是改革，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自不量力，好高骛远。但是呢，我们认为，把MIT作为追赶的目标没有错，表达的是我们要有一种敢于发展、敢于追赶的勇气，至于说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当然是需要时间并付出艰苦努力的。敢，才有可能；不敢，连希望都没有了！

这就是当时的环境状况。整体的氛围让广大教职工都不敢甩开膀子、心无旁骛地大干一场，缺乏敢于竞争的足够自信与决心，于是站一站、等一等、看一看的社会心态与状态就真实而普遍地存在着，严重地制约着当时改革开放的大力推动。

每每讲起这些，先生总是情不自禁地叹息：哎，难、难啊！

一方面，要按照规律，寻找到对的突破口，不能乱干。另一方面，还要顶住来自上下的各种压力、左右的各种阻力，还有无情的讽刺与无端的嘲笑。所以，要做成一点儿事情，就得寻找到恰当的时机，才不会贻误啊。也就是说，要敢谋、有胆识才可以！

为了急切地改变这样的状况，只靠说教或者炫酷的理论是没有用的，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才能取信于民、获得上级的认可。

所以，先生说，他就特别重视转化，在“敢于竞争”之后，加上了“善于转化”的号召。希望通过竞争所取得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办学实践成果来带动、牵动改革的持续推动，把敢于竞争的精神状态与善于转化的实践能力形成互动、共振的发展动能，树立起敢于竞争的自信、善于转化的自觉。

这样，先生在华工推动的、一项项在外人看来是极其艰难的改革举措都得以落地生根，受到了教职员工的真心欢迎和积极参与，成为那个时代高等教育领域改革开放的急先锋。

每每谈及“敢”这个问题的时候，先生还会做这样的补充：

另一方面，客观上说，大家在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之后，虽然心理上有些疲惫厌倦，但是在精神上又极其渴望得到解放，一种人心思变、人心思改的社会心态，又为我们推动改革提供了积极的环境支持，因为人心所向嘛！

当然，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当时政治运动之后与正式启动改革开放之间所留下的变革空档期、政策不规范期、政府管理的过渡期等等方面，也给我下决心抓住时机、推动各项改革提供了可以发挥能动性、行使办学自主权、并胆敢加大改革力度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空间，给了我敢想、敢干、干成的很多客观条件与有利机会。没有这些客观条件，我想干也干不成。

同时，那个时候的上级领导也比较包容、开明。很多没有人做过、或者不太敢做的事情，经过我们反复的报告和说明，尽管他们不一定完全同意，依然容许我们“试一试”。从这个意义上说，上级领导及主管部门也是我们敢“试一试”的坚强后盾。这并不是外界所传言的那样，我朱九思敢于顶撞上级领导，只是我更愿意主动而充分地向他们表达想法和提出建议，又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罢了！因此，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才是最根本的保证啊！

先生常说，“这就是我理解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一句话的涵义，我率先感知到、主动抓住了、敢于实践了而已。”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能？

大学校长任期较长是建成一流大学的基本特点。但是，任期长，也可能带来职业倦怠下的暮气沉沉，不思进取。

那么，为什么九思先生能始终如一地保持对高等教育的热爱、30年如一日地保持对华工改革的热情与锐气，勇立潮头，从不懈怠？

无论是先生在1950年代建校初期的艰苦创业，还是在1960年代直面极“左”做法的实事求是，1970年代前期利用“文革”高校被迫停止招生的空挡所做的深刻反思，以及1970年代中后期顶住压力大量收罗被称之为“反动走资派”的“臭老九”，1980年代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率先突破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率先开展建设现代化综合大学的探寻，以及殚精竭虑地率先推动研究高等教育、大刀阔斧地率先推动对大学学科及其结构的现代化改造，等等极具前瞻性的战略举措与现代化布局，无不都是在浓烈的政治氛围、巨大的体制束缚、显著的改革阻力、艰难的开放困境下，筚路蓝缕、斩棘前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即使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先生仍然坚持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与推动、仍然坚持对华中理工大学以及后来合并后的华中科技大学的高度关注、积极建言。

作为一位1937年便参加革命的老党员、老干部，自从1953年进入华工，直到2015年离世，先生就从未离开过高等教育战线，一步也没有与华工分离而另谋他就，而是始终紧紧地与华工捆绑在了一起，把华中工学院融进了先生的血液，高等教育成为他生命的组成部分，直到进入天堂的最后那一刻。

想到这些，还因为每一次见到他，先生总是精神饱满，给人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因此，我曾多次好奇地追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能？

面对这样幼稚而不屑的问题，先生总是很轻松地微笑着，轻描淡写地回答：干，就得干好嘛。要干好，不坚持不懈怎么行呢！行百步者半九十嘛！何况是办大学这个更加需要持之以恒、一以贯之的事业呢？走马观花地离开、躲避行吗？肯定是不行的、也是不应该的！

先生常常十分动情地说：一想起那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亲密战友们，我能活到今天，看到新中国不断成长的样子，内心已十分期盼、万分满足了。还有什么个人利益、自我功过值得计较的呢！唯有想方设法把事业干正确、干好才对吗。对于我来说，把我放在了这个位置，就要把大学办好、办出个样子来，才能告慰那些为新中国的建立而浴血奋斗的战友们、先烈们，才能对得起那些眼巴巴指望国家现代化早日实现的大学生们。

此时，他常常反问一脸不解的我：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是啊，每当先生回忆起过去的峥嵘岁月，提起那些一同出生入死、为国捐躯的战友，总不禁地潸然泪下，老泪纵横。这，也许便是埋藏在他内心深处最神秘的“核动力”了。因此，即使在“文革”中被当作“走资派”被打倒，即使在面对各种阻力和责难，他仍然不顾个人进退、得失，顶风冒雨，坚持大力推动在外人看来如此来之不易的各项重大改革。即便是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地奋力拼搏，不顾个人级别与待遇始终原地不动，他仍能闲庭信步，无足轻重地轻描淡写自己的“微薄”力量。

但是，只要一谈及具体的高等教育改革事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看法、以及如何推动华工的更大发展，他便立马认真严肃起来，显得沉重而深思，不时慷慨地发表着对时局的看法、对具体事件的思考、对未来发展的谏言。绝不马虎议论，也绝不绕道矛盾，更不会顾及恩怨纠缠，一切以实现高等教育更好发展为前提、一切以办好华工为目的。

这是为什么？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只有经过了岁月的磨砺、实践的锻炼之后，才能真切地体会到在先生那份执着的背后，是缘于他对教育事业来自心底的、最深忱的热爱。九思先生已经把对高等教育的热爱、把对华工的热爱内化成了自己的精神、融入进了自己的灵魂，与自己的生命同在，进而外化为他对事业的执着、对职责的担当、对教育的探究。

正是源自先生内心最深切的爱，让他笃定终身，倾注所有情感于华工的发展、以及对高等教育的研究。

我们都知道，大学是一个需要沉心静气，才有可能成就宁静致远、慢工出细活的地方。凡是有所成就的大学校长，无不任期长、醉心研究、痴心实践。这一点，华工以及九思先生都做出了榜样！

爱，其实就是大学校长成就教育事业最内核的支撑，也是办学治校始终如一的精神源泉。凡是成功的大学校长无不热爱教育事业，无不把办好大学作为毕生追求。一旦大学校长有了对教育的热爱、有了对大学的执着，就一定能潜心于高等教育的研究、大学的发展，才可能全身心而不是三心二意于办学治校。一旦有了对教育的真诚与热爱，才能不顾一切地而不是患得患失地献身教育，热爱学生，尊重教师；才能不顾个人功利而不是贪念利益的诱惑和权力的吸引，专心致志地办学、潜心沉静地治校。

一个人与一所学校完完全全地结合在了一起，他是荣幸的。一所学校与一个杰出的人完完全全地关联在了一起，这所学校便是兴盛的。

先生是荣幸的，母校会更加兴盛。谢谢先生的教诲，祝福母校的强健！

以上三个问题不但让我读书期间烦扰不已，而且多年以来还一直纠缠着我，困惑不已，总是期待着从先生身上、从先生的实践中寻找到奥秘、搜寻到答案。但事实上，至今这些问题仍然还让我魂牵梦绕，百般思索，难得其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读博士就不止是从老师那里学习做学问的了。

历史性奉献需要记起，因为改革须再续。

敢为人先的精神需要宽容与鼓励，因为现在已是深水区。

以此，恭贺母校教育科学研究院成立40周年！感谢那些为研究院创建、发展和培育我们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先生们、老师们！

祝福母校教育科学研究院继续人才辈出，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陈运超，男，1965年1月出生，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2002届博士研究生，现任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原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