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庆专题
拾光教科|| 融入生活的学术——怀念导师文辅相和华科教科院的学术生态

来源: 时间:2020-10-16 点击量:

我是1997年的九月进入华中理工大学高教所(现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读博士的。那年,是高教所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不久,文辅相老师是所长,也是我的导师。高教所不大,东七楼仅两层楼就是全部的办公场所,人也不多,每次开会一个教室就全部坐下了。那时的生活充实、温馨,如同身处一个学术大家庭。这个家庭的长幼们,上慈下孝,心无旁骛,尽情于学术追求,“志于学”进而“志于道”。无论是教室、会议室,还是学生的宿舍、导师的家里,甚至傍晚校园的林荫大道上、周末郊游的旅途、节日的聚餐中,处处都有学术研讨。师生朝夕相处,学术与生活融为一体。这种特有的“学术生态”,今天回忆起来,弥足珍贵。每每想起,总有一种深沉的眷念和感恩!

一、师若父

有一次,高教所请一位英籍的香港大学教授作学术报告,主题大意是“中西教师的角色差异”。他通过对中西方教师角色的调查研究发现,西方教师更多的是把教师职业看成一种单纯经营知识的职业,仅仅是职业领域的知识导师,工作角色和生活角色分得很清。而中国教师则是“为人师表”的人生导师,“师者”角色不分职业内外,涵盖全部工作、生活与人生。这可能就是中国教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文化遗传吧。我由衷认同这一观点,不单是从学理上,更多是从切身体验中。

文辅相老师就是一位“视徒如子”的导师。从他慈祥的目光和关切的语气中,总能感受到父亲般的关怀。学生在生活学习中每每遇到困难或挫折,他总是如同自己的困难,难以释怀。有一次寒假前夕,我到图书馆借书,准备假期阅读,大意间,书包丢失了,连同钥匙、钱包、各种证件、论文初稿、磁盘等都一并丢了。当时我心急如焚。文老师得知后,四处帮我打听,那几天,他一接到电话,就急切询问是否有关于我书包遗失的消息。他内心的焦虑,如同自己遇到了麻烦。那个时候,我们都把导师的家当做了自己的家,无论是学术上的疑难,还是生活上的喜悦困惑,都会到那儿分享诉说。在导师那里,不仅能感受到学术上的启迪,更能感受到身心上的关爱。

文老师身体不好,长期饱受痛风的折磨。我临近论文答辩时,他已经病得很重。为了不耽误我毕业,他在病床上指导我的论文写作。从论文初稿上的修改字迹中,能隐约感受到导师修改论文时,克服着怎样的病痛!我论文答辩前,是在文老师家里做答辩前准备的。那天,文老师和师母佘老师都忙着为我准备资料,并预想着答辩的各种细节,文老师的儿子佘斌还帮我打印好长长的PPT答辩稿,我记得把他家里的彩色打印机墨盒都用完了。一切准备完毕后,文老师又特地为我找了一条领带让我带上,以便答辩礼仪上更加正式。那情景,恰如一位父亲送儿子出征。

为了高教所的发展,文老师呕心沥血,经常透支健康加班工作。有时候在校园里远远看见他,常常是因痛风难忍,走路的步子很小,为了减轻疼痛,他佝偻着腰,缓缓慢行。这场景,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但是,对待疾病,文老师坚毅、乐观、豁达。他很少跟我们谈及他的疾病,每每问起,他也是轻描淡写,生怕我们为他担心。我是后来慢慢了解他的病情的,痛风、肾衰竭、透析、换肾,文老师饱受了病痛的折磨,但依然坚持工作,诲人不倦。他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总是慈祥的微笑。我毕业前夕,文老师的肾病也越来越重。有一次在他家讨论论文时,他突然痛风犯了,我们准备送他到医院,但他已经疼痛难忍,无法走路。我毫不犹豫,把他背下了楼。他那么疼痛,但生怕我累着。其实,由于长期带病工作,文老师已经很瘦弱,身体很轻。但是,我感到沉重的,不是他的体重,而是他即使病痛也一心为学生着想的父爱之心。

著名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中,将“同真善”视为中国哲学的特色,就是“致知方法与德行涵养有相依不离的关系”。在文辅相老师的身上,就充分地体现了这种“真善同一”的中国文化品质。在与文老师的交往中,处处能够感受到他学术中蕴藏的人格精神,感受到他严格学术标准中的悉心关爱。记得刚进入博士学习阶段时,文老师要我们认真阅读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书中说:真正的教育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是用一棵树去摇动另一棵树,用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文辅相老师正是用他深厚的学术功底、深邃的慈父爱心和深远的道德力量培育着人,将学术与教育融入到了生活、浸透到了生命,践行了“真正的教育”。

二、所如家

记得一位著名作家曾经说过:“如果有一个地方,即使你丧失最后一份理智,也不会受到欺骗,那就是家”。我读这段话的时候,很有感触。其实,家的感觉不仅仅是衣食港湾,更有一种精神上的轻松随性和心理上不设防。在高教所,就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是一个能受到保护、得到宽容、享受关爱的地方。即使若干年后,每次回到教科院,或是见到教科院的老师和同学,都会有一种回家和见到家人的感觉,每次有机会参加由华科教科院主办的学术会议,总是倍感熟悉、亲切和自信,也总是能得到刘献君老师、张应强老师和其他老师及师兄弟们的特别照拂。华科教科院,已然是我的精神家园。

我读博的那三年,高教所坐落在学校东七楼的二楼和四楼,所有教室、办公室、资料室和编辑部都集中在这两层楼。在我的印象中,教师总共也就20来人,博士硕士加起来一共只有十几个人,还有一些是在职攻读,平时住在家里,完全住在学校宿舍的只有几个人。因此,师生相处时间很多,彼此心理距离很近,很有一种家庭的氛围。

高教所这个“家”,是一个无拘无束、随时可以解惑释疑和交流思想的地方。记得那个时候,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疑难问题,就到老师家里求教,如同自己家一样,老师也习惯了,如同家里的孩子回家一样。有时候师生相约一起散步,在散步中讨论学术。文老师比较喜欢散步,他经常在散步中跟我们谈一些学术的问题,我们很多论文的观点都是在散步中“聊”出来的。

高教所这个“家”,还是一个可以畅所欲言、任思维驰骋而不受束缚的地方。不管你多年轻,你的“辈分”多低,你的任何想法都会受到关注,即使说错了话,长辈们也都是以宽容和关爱的态度循循善诱,因为,大家都是“家庭成员”。

每个周三下午是所里的学术交流活动时间,雷打不动,那也是所里“一家人”每周团聚的日子。每次学术活动,总有一个主题发言,而这个主题发言的人,可以是所里德高望重的教授,也可以是普通的研究生,有时候是从外面请来的学者。大家以问题为中心,不看重身份、头衔。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文章给文老师看,文老师就让我以这篇文章为题在高教所周三的学术活动上做一次主题报告,题目是“潜意识思维的可控性及其对大学教学的启示”。一个一年级的博士生在这么多学术泰斗面前作报告,我十分忐忑。但是,面对长者们慈祥的目光、老师们信任的表情、同学们期待的眼神,我完全没有紧张的心态,就如同面对自己的家人汇报自己的学习心得。做完发言后,朱九思、涂又光、姚启和老师都一一作了仔细评述,其他老师们和同学们,包括硕士生们,也踊跃发言讨论。

记得那时的学术似乎很“慢”,也很有“味道”,让人回味无穷。二十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但是那些每周三小教室里的学术讨论,那个大家庭的学术聚会,我至今记忆深刻。每次学术活动,都是整整一个下午。朱九思老师以革命家特有的情怀,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智慧运用于高等教育问题的分析中,博而约,大气磅礴,让人倍感思路的开阔;涂又光老师以哲学家特有的深邃,将中国哲学的精髓融入高等教育问题的反思,总能提炼出高等教育独到的本土化思想,深入浅出,让人倍感思想的深刻;姚启和老师以高等教育管理的丰富经验和深厚的研究底蕴,十分注重问题研究的理性和严谨,分析透彻,逻辑清晰,让人倍感思维的缜密。大家沉浸于研究探讨,感受着大师们的智慧,吮吸着学术的营养,完全没有感觉时间流逝。长者们深邃沉稳,幼者们清纯直率,交流对话就如同一家人三代同堂,有时如长辈谆谆教诲,有时如长幼共话家事。在一些前沿观点的讨论交流中,尽管大家个性鲜明,有时甚至交锋激烈、直面质疑,但是,让你丝毫也感觉不到紧张,因为言语间充满着信任、鼓励和关怀,充满着“家人间”不分彼此的宽容和和谐。这种家庭般的学术聚会,总是让我深受教益。

那次学术报告后,编辑部曾伟老师又专门跟我就报告内容和会上的讨论谈了一些他的观点,让我将文章修改后发表在《高等教育研究》上,那是我读博期间的第一篇文章,也是高教所这个大家庭给我的集体指导和鼓励。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心理安全”和“心理自由”是创造性发展的重要条件。在高教所这个学术家庭里,没有学术等级森严的心理束缚,无论谁、无论什么时候总能感觉到“心理安全”,因为你不用担心水平高低,你表达什么观点不会担心犯错,因为即使说错了,也不会受到指责,而是会得到长辈们善意的教导和耐心的指引。同时,高教所开放的学风,不拘一格的学习方式,温馨的人文氛围,使学生们思维能够自由驰骋,这种“心理自由”的氛围,为同学们想象力、创造力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三、学犹鱼

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梅贻琦先生提出了后来被人概括为“从游论”的教育观点:“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这个比喻十分贴切,也十分深刻,道出了师生一体、学习与生活一体、为学与为人一体、言教与身教一体的教育真谛。在高教所的学习,就是这样一种如鱼一般的“从游”。只不过,高教所的这种“从游”方式与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具有现代气息。高教所的这些“小鱼”们,畅游学术“江湖”的天地更加广阔。

从1997年到1998年,是我博士阶段的第一学年,也是中国高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高潮期。鉴于文辅相老师在素质教育理论研究上的学术声望,教育部高教司将《关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的起草工作交给了他牵头。文老师带着肖海涛、我和刘莉莉三个博士生开启了文件的论证、起草和文字表达修饰工作。我们跟着文老师,逐个问题论证,逐段文字推敲,将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原理转化到文件的话语体系中,将微观的学理分析上升到中国高等教育战略管理的宏大视野中。那一段“从游”时光,让我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真实意蕴,也让我以“做中学”的方式,第一次感受到高等教育战略管理的实践形态。至今,当我从百度上搜索到1998年4月10日由教育部高教司颁布的《关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一文,也就是文老师带着我们起草的这篇文稿时,很多概念和观点表述、字词句法都十分熟悉。作为一个正式文件,也许后来经历过很多的修改完善,但是,文件总体上反映了文老师带着我们论证推敲的成果,从文件的字句行间,我依稀看到了文老师当时带着我们论证推敲的场景,也看到了我们“从游”的轨迹。

1999年,高等教育法呼之欲出。其中,办学自主权问题有为引人注目。为了加强办学自主权的论证,教育部决定提供一个教育部直属高校的专题论证报告,在当年的教育部直属高校质询会上推出。教育部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华中理工大学,周济校长又将这一任务交给了高教所。所里组成了四人课题组:当时的校办副主任陈海春同志牵头,别敦荣老师,加上文老师的两个博士生,即贾永堂和我。我们四人当时年富力强,马不停蹄对二十多所教育部直属高校进行了调研,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提供了一份翔实的研究报告。这次经历,让我更为宏观地了解了我国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现状和缘由,扩大了研究视野。后来,基于这次调研,我用英文撰写了论文《中国高校自主权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被国际会议收录,发表于经合组织OECD出版的英文专刊《Current Issues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中,论文中的观点被香港《南华早报》摘录引用。

1999年以后,所里的博士生多了起来。为了克服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现象,刘献君老师以敏锐的战略洞见做出了一个决定:让每一个博士生兼任学校领导的教学秘书,让每一个硕士生兼任学校机关处长的教学秘书,让这些博士和硕士跟着校领导和处领导“从游”,从而克服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端,增强高等教育的实践体验。我当时被安排给学校党委书记朱玉泉教授作教学秘书,还专门参与了当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学习贯彻工作。尽管由于时间短暂,我并没有实质性参与教学秘书工作,但是,即使是这样短暂的经历,也让我有了十分难得的体验,为我今后扎根于实践的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除此之外,刘献君老师还安排和指导每一名学生跟踪研究一位专业课的教授,深度了解专业课中渗透人文教育的情况,并撰写一份专业课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的案例。这个过程,蕴含着体验学习、深度观察、质化研究的丰富意蕴,使得“从游”的形式内涵进一步拓展了。经过这样的“从游”,刘老师组织编印出内容丰富、别具风格的《专业教育中的人文教育》,使得人文素质教育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并转化为鲜活的、有形的实践。

刘献君老师曾经用“工作——总结——发表”这一公式形象阐释了他的学术路径观,就是扎根于生活与实践但不能停留于生活实践,要透过生活实践的现象和感知体验揭示出内在的规律,并且提炼成学理性成果。刘老师以其长期的教育实践,将工作智慧转化为学术智慧,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转化为高等教育研究的路径观,将质化研究的复杂机理转化为切实可行的研究策略,更是将高教所的层次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后来,在刘老师的组织带领下,高教所成为中国院校研究的发源地,刘老师也成为中国院校研究公认的开创者和领头人,为中外所瞩目。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研究院,更是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教育研究群体。“海阔任鱼跃”,高教所的发展壮大也为学子们的“从游”式学习营造了更加丰富和更为宽阔的“江湖”环境。

亲子般的师生关系、家庭式的学术环境、从游式的学习方式,凝聚着喻家山下本土化的教育智慧,展示了高教所特有的精神品质,也揭示了教育的内在规律,成为独具华工特色、彰显中国文化传统的学术生态。正是这样的学术生态,造就了融入生活的学术、扎根实践的学问、真善统一的学风,尤其是孕育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子。从这个家庭走出的学子,传承者高教所“为学为道”的“家风”,身上都有一种抹不去的“基因”和气质。

当前,中国大学“双一流”建设已经全面推开。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需要各种有形指标的“外向型”发展,更需要无形精神的“内向型”生长,尤其是需要建设良好的学术生态。我觉得,高教所的学术发展也许提供了一条中国式的学科内涵发展路径,这条发展路径,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哲学优良传统和本土的实践探索经验融为一体,阐释了“比较性一流”与“超越性一流”、“外在化一流”与“内在化一流”辩证一体、相得益彰的丰富内涵,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学科建设思想,应当成为我国人文社会学科“一流”建设的宝贵借鉴。

20年岁月荏苒,华工高教所已扩展为华科教科院,并不断发展壮大,只是,朱九思、涂又光、姚启和、文辅相四位老师已驾鹤西去,很多老师也退休了。回望喻家山下的求学岁月,仿若昨天。岁月抹去了很多东西,但留在我心底深处无法抹去的,是逝者如父般的慈祥,是老师们亲人般的关切,是高教所家庭般的氛围。这些温馨记忆,成为我克服困难的心理支撑,也是我不忘初心、坚守学术精神和学者人格的力量源泉。


作者简介:李小平,男,1963年9月出生,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1997级博士研究生,现为空军预警学院教授,原空军预警学院副院长兼教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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