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让大家更好的理解中西方的实践观，冯教授向大家推荐了与此相关的部分基础性文献和参考文献，如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俞吾金的《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等。冯教授带领大家简单认识了俞吾金、崔唯航和伽达默尔等人对“实践哲学”的见解，在关于西方哲学史上“实践观”的发展演变问题上，冯教授重点阐述了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马克思的“实践观”。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是古典实践观的代表，冯教授指出，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将“实践”范畴引入哲学，开启“实践哲学”探索的人。第一，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灵魂包括非理性和理性两个部分，前者又包括人的潜能和欲望，后者由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组成。冯教授对德性进行了具体阐述，理智德性包含智慧、谅解和明智，这些大多由教导而生成，培养的过程需要经验和时间。伦理德性主要指关于快乐和痛苦的较好的行为，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第二，亚里士多德将世上的所有事物分为两类，即“具有不变本原的存在物”和“具有本原的存在物”，那些不可改变的事物是科学认识的对象；对于那些有可能改变的事物，他将它们分为“可被创制的”和“可被实践的”，而“创制和实践互不相同”。理论、实践和创制属于三个并列的范畴，那么理论、创制与实践有什么差别？冯教授进一步解释，思辨的、理论的思考不是实践的，它只有真与假而不造成善与恶。在创制活动中，创制者进行技术的思考就是去审视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怎样生成，这些事物的开始之点是在创制者中，而不在被创制物中。第三，冯教授指出，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通过肯定和否定而取得真理的五种方式，即技术、科学、明智、智慧和理智。冯教授重点强调明智在取得真理中的作用，什么是明智？明智是关于对人的善和恶的真正理性的实践品质。一个明智的人就是善于考虑的人，明智是实践的，是关于实践活动的正确原理。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冯教授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为大家解读。其一，亚里士多德把“保持城邦的善”称为一种“政治生活”，其价值是高于个人德性的，因而这里是实践是一种政治—道德实践。其二，在“政治生活”和“思辨、静观的生活”亦即实践活动与理论活动二者之间，理论是高于实践的。

康德的“实践观”是近代实践观的代表，冯教授认为，康德将人的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视为人的纯粹理性分别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应用。人的实践活动和自然界的运动具有两种不同的“因果性”，实践的规则始终是理性的产物，康德将实践指令区分为单单包含技巧规矩的“假言命令”和依循道德法则的“定言命令”，前者只能被称为“实践规则”，而后者才是“实践法则”，冯教授随即对“假言命令”和“定言命令”做了区分。冯教授借用《小逻辑》里，黑格尔对康德“实践理性”的批评，加深了师生对康德思想的认识。将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观相比较，在思想渊源上，康德沿袭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与理论“截然二分”的理念，并且两人都将实践品质、实践理性限定在“追求至善”的政治-道德领域中。而二者在实践观的不同之处或在发展演变在于：（1）亚里士多德是从外在事物的“不变本原”和“可变本原”来区分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康德则认为是人的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先天地立法”，并且将自然因果性和自由因果性“统一于同一个主体，即人之内”，从而为人在实践领域中的自由留下空间。（2）亚里士多德将“创制”排除在“实践”范畴之外，并分别将技术和明智作为二者不同的品质；在康德这里“技术”被纳入“实践”范畴中，因此就有了“技术上”和“道德上”的两种实践活动，这一方面从理论上拓展了“实践”范畴，另一方面又因将两种实践分别划入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而给后世的纷争留下了“理论豁口”。

在对二者的实践观进行辨析之后，冯教授阐述了作为现代实践观代表的马克思的“实践观”，马克思在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中形成了自己的实践观，开启了现代哲学对实践的探讨与批判。他将实践视为人“改变世界”的历史活动，赋予“实践”以本体论意义，这是西方哲学史上“实践观”的一次重大变革。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人的真正解放是实现“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马克思的“实践观”与亚里士多德、康德的“实践观”有什么不同？冯教授认为，马克思将实践范畴引入了认识论，建立起思维与实践的相互关联。他的“实践观”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强调物质实践活动的基础地位，强调实践在发展和检验理论上的重要作用。

 “实践”一词在中国早已有之，但古今含义却有很大的差别。“修身为本，内圣外王，知行合一，躬行实践”就是中华民族思想史上自古以来一直传承的“实践观”，也是教育史上一直秉承的教育观念，其所关注的问题是个人修为与道德—政治教化，换句话说，在“天人合一”原典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没有形成“改变世界”意义上的实践观。直到近代，西方的各种实践观传入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的实践观。冯教授指出中国对马克思的“实践观”的解读存在片面化的现象。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解读马克思的实践观，不仅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观念相契合，也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艰难探索和坚持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的现实需要相契合，因此而深入人心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们教育在怎样实践，因此冯教授提出了三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第一，教育实践的本体论维度与认识论维度有何关联？在传统哲学中，二者是不相关的。如果将实践界定为“人的历史存在方式”，“本体论”层次的实践中包含了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个方面。第二，实践观的演变对教育学理论建设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对于该问题，冯教授提出了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几种对立观点，即理论与实践相互独立观、理论制约实践观和实践制约理论观。第三，从教育实践观怎样评价我们的教育实践？冯教授认为该问题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在认识层面上，即学校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本体论层面，即教育自身作为一种促进人的发展的实践活动，在全部社会生活中处于怎样的状态。只有结合这两个层面，才能把握当代中国教育实践的历史与现状。

最后，冯教授基于中西方实践观的发展演变，提出两点基本的结论：我们的教育改革强化实践取得了好的成果。教育作为一种指向“人”促进人的发展的实践活动，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市场逻辑的扭曲，这种状态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刘蓓 刘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