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献君:论院校研究中的若干关系

来源：fyg 时间：2009-03-19 点击量：次

论院校研究中的若干关系

刘献君

摘要：推进院校研究，学校领导要进一步提高认识，认识到院校研究与学校领导者的关系，犹如“汽车表盘”与“驾驶员”的关系。院校研究者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认识实践具有紧迫性、动态性、模糊性、总体性等特点，从而把握实践研究的规律性；处理好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的关系，认识到定量研究与质的研究互为补充，根据研究的需要选取合适的研究方法；处理好中立性与服务性的关系，坚守自己的职责，以强烈的奉献精神和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做好院校研究工作。

关键词：院校研究、量的研究方法、质的研究方法、院校研究的中立性

2007年7月全国院校研究研讨会提出，要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以案例研究为基本方法，将我国院校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一年多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院校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08年成功召开了院校研究第三次国际研究会；《中国院校研究案例》第一辑，已于2009年1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一些高校的院校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部分高校着手开展院校研究。今后，进一步推进院校研究，领导者和研究者都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将对院校研究的研究和认识贯穿院校研究始终；要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职责，掌握科学的方法，增强责任感。具体而言，在院校研究中要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一、“汽车表盘”与“驾驶员”的关系

现在，不少人都会开汽车，不会开车者也坐过汽车，深知汽车表盘对驾驶员的重要性。汽车表盘上的各种仪表，都有自己的功能。它能告诉驾驶员，汽车行驶的车速，从而避免超速、违规、罚款；它能告诉驾驶员，汽车的存油量，什么时候该加油了，从而避免车开到半途因缺油而走不动。如果加上GPS定位系统，它能告诉你车行驶到了什么位置，为了到达你所要去的地点，车应该怎么走。根据表盘上反映的各种参数，还可以判断汽车内部结构是否正常。一次我乘坐的小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驾驶员和我说，汽车有问题了，因为车速110公里，而车轮转速达到了3000以上，两者不匹配。后来送去检修，汽车果真出了问题，要是不及时修好，会酿成大祸。

一位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驾驶着乘坐几万人，甚至上十万人的大车，不能没有“表盘”。院校研究就是为校长（党委书记）管理学校制造和提供表盘。

前两年，我访问澳大利亚，重点考察了维多利亚大学院校研究中心。该中心有20多位工作人员，其中8位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教师、学生中了解情况，收集信息。例如，每年新生开学前，一份调查报告摆在校长的办公桌上。这份报告对这一届新生中学时的状况、学习水平，他们的愿望，这一届学生与上届学生的比较，本校新生与相近学校新生的比较，等等。有了这样一份材料，校长对这一届学生的教育措施、方法，心中就有数了。院校研究的职能包括基本职能和高级职能。院校研究的基本职能是对本校及其相关环境数据进行搜集，并将这些数据描述成有用的信息，作为决策的参考或对外发布。院校研究工作者搜集的本校数据，包括学校工作的各主要领域，如学生事务数据、教师事务数据、财务数据、机构与设施数据等；环境数据则包括与本校相关的各种外部因素，如市场环境（生源、师资、校友、捐助人、用人单位等）、公共环境（政府、基金会、新闻媒体、公众等）、竞争环境（同类院校、同类专业）、宏观环境（人口、经济、技术、政治、文化）等。院校研究的高级职能主要指进行专题研究，专题研究包括学校运行中各种矛盾与问题的分析、教学活动及其他项目的评估、学校各种发展规划的前期论证等。院校研究工作者针对上述问题，以数据与事实为基础，通过科学方法与程序对问题做出解释，并提出可供选择的对策和方案，以作为学校管理决策的依据。以上这些，都是一位校长领导好一所学校的前提条件。

自行车也是车，为什么不需要“表盘”呢？因为自行车结构简单，车速慢，面临的环境不复杂，既不可能在繁华的街道上横冲直撞，也不可能骑着自行车上高速公路。骑自行也可能出问题，那不是因为没有“表盘”，而是因为或者自行车本身出了问题，如刹机失灵，或者车速过快。摩托车则介于自行车和汽车两者之间，需要简单的表盘即可。校长们管理大学，从历史发展来看，经历了“骑自行车”、“骑摩托车”阶段，现在进入了“开汽车”阶段。二、三十年前的大学，规模较小，学校职能以教学为主，内部组织结构简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环境也不复杂。校长们象骑自行车一样，走走看看，凭自己的经验，大体可以管理好大学。现在大学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需要科学管理。

现代大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校规模扩大。1949年，我国普通高校20多所，年招生3.06万人；1978年普通高校598所，年招生40.15万人；1988年普通高校1016所，年招生61.92万人；1997年普通高校1020所，年招生100.04万人。[1] 2007年普通高校1908所，年招生565.92万人，在校生1884.90万人。[2]由此可见，1997年，普通高校平均招生人数在1000人之内，在校生3-5000人的学校就属于人数很多的了，在1997年之前，则更少。到2007年，平均在校学生达到万人，平均算，都是万人大学，有的则达到几万、上十万，可称为多元巨型大学。量的增长，必然引起质的变化。学校规模庞大，面临的事务也会复杂多样。二是学校职能扩展。过去的大学，以教学为中心，现代大学的职能大大扩展。就教学而言，过去以本科教学为主，现在研究生教育占据了重要位置，职业教育成半壁江山，而且还有网络教学、远程教学、继续教育中的教学等。由于已步入知识经济社会，知识生产、科学研究的重要性突出。科学研究“不仅是大学获取资源的一种渠道，也成为大学教师职业的核心任务。”[3]由于大学已从社会边缘步入社会中心，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社会服务的职能也大大扩展，如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服务，为各行各业发展培训人才，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等。此外，过去“政府给多少钱，学校办多少事”，现在“学校办多少事要去找多少钱”，学校要通过多种途径去筹集资金。三是学校面临的社会环境越来越复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大学也同样要面对市场，与社会方方面面发生广泛的联系，否则，学校难以生存和发展。同时，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高等学校面临“脱域化”的问题，如脱域经营、人员的跨域流动、资源的跨域获取、知识的跨域供给等。这就要求高等学校通过学者互访、师生互换、学位等值、课程交流、举办学术会议等多种形式，扩大国际性交流与交往，从而开阔视野，启迪智慧，推进学校发展。因而，学校所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

面对现代大学的变化，学校领导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大学管理仅凭个人的经验，进行经验管理是不行的，必须进行科学管理。学校领导者要根据院校研究人员提供的信息、数据，以及咨询研究，把握学校发展的方向，解决学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学校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科学决策，充分发挥“汽车表盘”的作用。

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如果说，第一个关系是学校领导者、管理者必须首先认识和把握的关系，那么，这里所说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则是院校研究者首先应该把握的。下面从三个方面来阐述。

1．理论来源于实践。

陶行之先生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一切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和经验，并受到实践和经验的检验与矫正。同样，高等教育理论来源于高等教育实践。我们比较一下，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和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走过了两条不同的路径。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是从实践研究开始的。从1701年马瑟父子（Increase & Cotron, Matter）为建立耶鲁学院而进行的学校“管理模式”研究，1823年哈佛大学提克诺（George Ticknor）的课程设置研究，以及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进行的课程与教学改革研究，1909年开始的院校调查运动，一直发展到今天专业化和国际化的院校研究。而学科性的高等教育研究则出现较晚。到1893年美国才出现了第一个高等教育专业研究生培养项目，这可以看作是学科性高等教育研究出现的标志。［4］这个事实表明，实践是先于理论出现和发展的。只有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理论研究才成为可能。高等教育研究也是如此。美国的高等教育研究注重实证研究，特别是大量的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以及运用案例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来总结规律，提炼概念。伯顿·克拉克的主要著作都是建立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的。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则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探索开始，进而提出院校研究，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着手高等教育研究，其动机也是想研究解决其实践问题，而且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校长们结合办学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走上了一条学科建设的路，探索建立高等教育学，一时间，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管理学、高等学校管理学，以及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生态学、教育未来学等，如雨后春笋，大批出版。接下来，争取学位授予权，争上博士点、硕士点，培养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应该承认，这既是我国国情的需要，也对促进高等教育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功绩必须充分肯定。但也必须看到，任何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的，这种方式也带来了负作用。这主要表现在，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开始进入高校教师系列，从事学术职业，国家、学校按学术标准，以其学术性评价研究人员的成果，大家争相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因而高等教育研究脱离实际的情况十分严重。由于远离实践，不少文章、著作没有“买家”，领导不看，教师不看，学生不看，高教研究人员的圈子内互相阅读，互相引用，其作用可想而知。现在，倡导院校研究，从领导到研究人员都非常赞成，但由于指导思想没变，评价体系没变，因而推动起来十分困难。就是对院校研究开展状况的评价，一些人发文评价，仍然以学术为标准，发了多少文章，在什么级别刊物上发表文章，什么人发了文章。因此，进一步推进院校，需要在高等教育研究的指导思想、思路、评价体系等方面来一次大的转变，否则，不仅院校研究难以推进，高等教育研究也难以深入。

2．认识实践的特点。

院校研究是面向学校管理实际，研究管理实践问题，但仍然需要以现代管理科学理论、高等教育理论为指导。理论是一个判断或一系列判断，它为研究实践问题提供一个框架，研究者以此来追寻研究问题，综合和解释研究结果。因此，在院校研究中如何认识和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十分重要。

认识和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关键在于把握实践的特点。相对于理论而言，实践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实践具有紧迫性。管理中的实践问题，都是管理者面临的、亟须解决的问题，管理者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做出决定”，采取行动、解决问题，否则，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理论探索则不然，理论研究可以通过反复探索、实践，并要经过实践检验。其二，实践具有动态性。任何实践都不是静止的，都是活生生的，发展的，变化的。管理中的实践问题，不可能象出了问题的汽车拖到修理厂去修理一样，在我们研究期间，静止不动，等着我们去研究，等我们研究好了，它再运动。恰恰相反，在研究期间，实践问题照样在变化，还可能会产生出新的问题。其三，实践具有模糊性。理论是认知的结果，由一个一个判断组成，边界条件比较清晰。实践属于前认知，实践的边界比较模糊，其逻辑也并非逻辑学家的逻辑。其四，实践具有总体性。与理论不同，实践、实践问题具有整体性，涉及方方面面，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如大学生就业问题，涉及学校的办学理念、学科专业设置、教学质量、学生的价值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人才的需求情况、政府、社会对就业问题的重视程度、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联系渠道是否畅通等诸多方面。

实践、实践问题的上述特点，对院校研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面对这些特点、要求，提高院校研究质量，院校研究者应力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把握。首先，对所在学校的历史、发展及管理的情况要十分熟悉。熟能生巧，一个优秀的汽车修理师，从汽车的响声中就可以判断问题所在。只有对学校的情况十分熟悉了，面对管理问题，经过调查考察，能较快地抓住问题的症结，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其次，抓事实，弄清事实。实践问题总是以某种事实呈现在我们面前。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是人们思想观点形成的基础。事实是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真实情况。事实和事物具有同一性，即事物本身就是事实，事实本身也是事物。但事实与事物又有差异性，原来的事物变化了，原来的事实没有变；原来的事物消失了，原来的事实依然存在。因此，面对实践问题，要弄清事实，只有“实事”，才能“求是”。再次，思维要有穿透力。面对管理中实践问题的事实，思维要穿透事实，要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同时，院校研究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从学校的发展、大局出发，认真研究管理中的实践问题，如遇“突发事件”之类，则应不计时间，全力以赴，快速给出咨询意见。还要有高超的文字表达能力，咨询报告言简意阂，抓住要害，一目了然。

3．既要“求真”，更要“求用”。

美国学者威廉·维尔斯曼认为，“一般而言，教育的所有研究都有一个或两个目的，即知识的拓展和问题的解决”。[5]“知识的拓展”，属理论研究，可称之为“求真”。“问题的解决”，属实践研究，可称之为“求用”。共性和个性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对单个学校研究透了，可以在此基础上，科学准确地归纳出一般规律。院校研究可以而且应该为“求真”做出贡献。但院校研究是以单个学校为对象的自我研究，以实践取向为主，以解决院校中的问题为目的，属实践研究，主要是“求用”，这一点必须牢牢把握。

三、量的研究方法与质的研究方法的关系

院校研究要针对院校管理中存在问题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因而离不开科学的方法。在院校研究中，量的研究方法和质的研究方法是两种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如何认识和处理两种研究方法的关系，十分重要。

1．研究方法的运用随着院校研究的发展而变化。

以美国为例，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美国的院校研究是从量的研究方法为主，发展到定量的方法与质的方法并重。

据美国学者芬彻（Fincher）《院校研究的艺术与科学》一文的认定，关于院校研究目的的表述，最初是由美国教育统计信息与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做出的。该委员会认定，院校研究的目的在于采集统一的数据，形成统一的数据报告。因此，定量的方法在院校研究中占据了主导性地位[6]。另一方面，当管理从经验管理转向科学管理时，数据、记录以及预测等信息成为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基础。院校研究作为高等教育领域内的管理研究，也不例外。于是，收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数据，为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就成为院校研究的主要任务。因此，定量研究方法也必然成为其主要的方法。但是，随着院校研究内容的不断变化和丰富，也由于院校研究专业化的发展的需要，院校研究的方法也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以“描述性的定量研究”为主，在90年代转向更为综合化的研究方法。[7]其中，质的研究方法受到了更为广泛的重视。它与定量的研究方法互为补充，构成了院校研究中的主要方法之一。

对此，美国著名高等教育专家马文·彼特森（Marvin W.Peterson）也作了分析，他以图表的方式描述了随着高等学校外部和内部环境的变化，院校研究的任务也随着发生变化。在大众化发展的初期，也就是20世纪50-60年代，高等学校入学人数急剧增长，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造成高等学校普遍感觉到现有的资源无法满足发展的需求，因此，高等学校绩效的关注点放在寻求更丰富的资源上。相应的，院校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研究学生的特征、教师工作和活动、入学条件、收入与费用等。这时的院校研究在方法上也是以定量描述为主。这也就是所谓院校研究以定量研究为主要方法的来源。

彼特森同样也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院校研究的主要任务出现了新的内容，这些内容包括：院校战略规划研究，院校使命的评述，招生、学生需求和满足的研究，学生、教师和项目的评估，重大设备的条件及其使用的研究，决策支持系统的设计，管理事务研究，政策分析，等等。彼特森指出，这些新增的任务，使得院校研究者将“更主要地依赖于质的研究手段”。

2．定量研究与质的研究互为补充。[8]

任何研究方法总是既有所长也有所短。定量方法主要的优势在于提示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有A就会有B；A变则B变。但它即无法解释A是如何导致B的变化。此外，定量的方法提示的是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是一种共性，而无法形成更为具体的情境化的认识。质的研究方法则是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内部，最终形成的是关于被研究对象的整体性的、高度情境化的认识。也就是说，这种高度整体性和情境化的研究，提示了某个特定对象所包含的三种性质：普遍共性（everything）、局部共性（something）、个性（nothing but itself）。质言之，定量研究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认识，而质的研究得到的则是一种具体的认识，能揭示经验实在的多元性，丰富和差异性。两种研究方法各有所长，也可有所短。在一定程度来说，质的方法弥补了定量方法的局限性。

以学生事务研究为例。过去多数采用的是通过统计分析（statistic comparisons，即设计试验）或者数据描述（也就是观测[surveys]）这样一些以实证主义科学方法为基础的定量方法。定量研究的结果虽然揭示出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但也必然会导致脱离具体的文化环境和更为深广的情境来理解学生。因此，学生事务研究者或实际工作者越来越意识到，他们必须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深入到学生生活的内部来理解学生及其文化，而这是定量研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质的研究方法开始进入到学生事务的研究和实践之中。质的研究在高度情境化的整体性环境中，探索对对象立体性的理解。这一方法的运用，无疑极大的扩展了对学生事务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在学生事务的专业（professional）发展和实践中，质的方法的训练和使用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

3．我国院校研究仍然要十分重视量的研究方法。

我国院校研究，仍然需要十分重视量的研究方法，这是因为：

首先，定量研究方法在院校研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定量研究方法是一种“用数字和度量来描述的，而不是用语言文字”[9]来描述的科学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运用一定的工具或一定的法则，对所观察对象的某种特征作数量化描述。定量研究具有精确性，定量研究方法用数字描述现象，比定性研究方法用语言描述现象更为精确，能观测到现象的微小变化层面，更准确地反映现象的本质；定量研究具有可比性，定量研究方法往往按照预定的研究目的，控制某些条件，按严格的程序进行操作，其研究是可能重复和可验证的；定量研究具有预测性，定量研究方法可以把现象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归结为数量表达式，据此对现象的可能变化作出预测[10]。这些，都是院校研究所必需的。

其次，我国院校研究仍然处在定量研究方法为主的阶段。由于我们正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等学校所面临的情况、压力与美国20世纪50、60年代的情况相似，关注的主要问题，如在教师管理方面主要涉及教师职务聘任、教师工作量计算与教师分配制度、教师工作成本与教师工作产出率等问题；在学生事务管理方面主要涉及招生平等、学生经济负担、毕业生就业、课程与教学多元化、学生利益保护等问题；资源管理方面主要涉及资源获取、资源环境分析与预测、多种资源开发、资源使用效率、学校资产经营、校内资源分配、校产利用与成本核算、校园规划与建设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描述性的定量研究。

再次，我国高教研究者、院校研究者对定量研究不习惯、不熟悉。长期以来，我国学者比较习惯于思辨研究、经验研究，对大量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表明，运用定量研究的很少。近年来，虽然有所变化，一部分学者开始重视定量研究，但情况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定量研究大都停留在初级阶段。以实行比较多的问卷调查为例，问卷设计中，很多问题表述不准确，致使被调查者提供的资料失去意义；在问卷调查实施中，没有遵循随机抽样原则，却将取得的资料作为随机样本使用，力图去推测总体的情况；在对问卷调查的分析中，大多停留在对数据的描述性分析上（如频数分析等），而更深刻的相关分析、因素分析等运用非常少。究其原因，定量研究需要研究者有数理基础，需要对研究者进行专门训练。长期以来，我国中学文理分班，高考文理分科，文科学生数理基础较差，掌握定量研究有一定难度。因此，在院校研究中，要大力加强对院校研究者研究方法的培训。

此外，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数据分散、保密、不完整，无法开展定量研究。应该承认，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开展定量研究的一大障碍。关于这一方面，教育部、有关研究单位正在研究、建立相关数据库。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收集数据资料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使用经常性资料，如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学校日常的统计数据等。另一种是使用专题性资料，即进行专题性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资料。其中，专题性资料是我们研究者可以去主动获取的。

四、中立性与服务性的关系

在高校内部，设有各种职能部门，这些部门也要对自己的工作进行研究，那么，为什么还要院校研究中心进行研究呢？重要原因之一是，院校研究的中立性，它关注但不参与学校的具体管理业务工作，在行政体系与学术体系，学校领导者与师生，校内与校外之间起到一种沟通、协调作用。但院校研究又是在学校领导下，根据学校领导的要求，为改进学校管理服务的。“院校研究者的问题恰好是，他们在组织上属于他们的客户组织，即他们所服务的大学。更糟糕的是，院校研究室通常不仅是在组织上属于大学，而且在行政上隶属于大学行政系统，其独立性甚至不如大学中的教师和专业人员。”[11]因此，处理好院校研究中中立性与服务性的关系十分重要。

1．坚守自己的职责。

院校研究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主要任务不是产出学术成果；院校研究不是领导的秘书班子，仅仅作决策辩解和政策注释，完成“工作总结”、“资料汇编”、“领导报告”；院校研究不是一般的宣传机构，只负责对学校的工作进行解释和宣传。院校研究是通过对本校管理问题系统和科学的探索以提高本校管理水平的研究，主要职责包括：院校信息的收集、整理、研究与报告；院校年度报告的撰写与研究；院校日常管理中的专题研究；院校管理中遇到的新的重大问题研究；院校战略管理研究。我们应该坚守自己的职责。

2．熟悉但不介入学校管理工作。

开展院校研究，对学校的历史、现状、发展必须有充分的了解，对学校的管理工作必须十分熟悉。但院校研究工作者不必介入管理过程、决策过程。一旦介入，受角色效应的影响，难以保持自己的中立性。

3．区分对内与对外。

如果一个瓶子里有半瓶水，对外，我们会说我们还有半瓶水，水不少；对内，我们则强调，我们的半个瓶子是空的，问题大得很。在院校研究中，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对学校内部，我们首要的职责是找问题，“院校研究并不是高校用来为自己歌功颁德的工具，院校研究者的使命在于运用各种手段，找出学校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缺点，并为解决这些问题和缺点提出方案和建议，为管理者决策提供依据。”[12]对外，则应根据对学校各种数据资料的系统分析，找出比较优势，展现自己的优势，从而树立学校的良好形象，以争取更多的支持，推进学校的发展。

在院校研究中处理好中立性和服务性的关系，关键还在于院校研究者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奉献精神、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

注释：

[1] 教育部. 1997年教育统计数据.

[EB/OL]. http://www.moe.edu.en/edoas/website18/03/info//203.htm

[2] 教育部. 2007年教育统计公告.

http://www.moe.edu.en/edoas/website18/54/info//20997965475254.htm

[3] 吴全文, 毛亚庆.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高等教育发展. 高等教育研究, 2008(12): 3

[4] 参见L. Goodchild.(1991).Higher education as a field of study: Its origins, programs, and purposes, 1893-1960. In New Direc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No.76. pp.15-32.

[5][9] 威廉·维尔斯曼. 教育研究方法导论.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7:3,14

[6] Fincher, C. “The Art and Scienc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New Direc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No. 46,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95

[7] Russel S. Hathaway: Assumptions Underly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Implica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Marvin W.Peterson, Editor, ASHE Reader on Planning and Institutional Rearson Sustom Publishing, 1999

[8] 余东升. 质的研究方法, 院校研究. 刘献君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152

[10] 陈敏. 定量研究方法. 院校研究, 刘献君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