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教育政策分析的两个模型——以中国大学扩招为例

6月19日下午3：00，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系李军博士应邀我院，在705教室给我院师生作了一场题为《教育政策分析的两个模型：中国大学扩招的案例》的讲座。

本次讲座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什么是政策分析，政策分析的两个模型以及政策分析的方法。

首先，李军博士简要分析了政策，公共政策以及政策分析三个概念。政策是上级机构向下级组织机构不断施行的有目的性的活动的过程。公共政策是由通过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为解决各种社会公共问题而制定的具有动力和价值的政策。而政策分析是“在政策领域创造、沟通和应用社会知识的复杂过程”。

随后，他着重就政策分析中他所熟悉的两个模型——理性模型和批判模型，并以中国大学为案例作了详细分析。他谈到，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约1010万名，较去年增加60万名，达历史新纪录；今年全国普通高校计划招生数567万，较去年增加27万，也达历史新纪录；按当年报考人数与年初计划数比，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率预计会比去年增加一个百分点。这些材料都向我们说明中国大学扩招的步伐还在延续。而对于大学扩招之所以发生在90年代，而不在70、80年代，这是因为一个政策的出台是需要契机的。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国内城乡居民收入达到53400多亿，全国失业率也占到8％，大量的高中毕业生也面临着不升学即就业的现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99年2月19日，汤敏、左小蕾发表《教育启动消费呼之欲出》，提议大学扩招，并指出，如果在三年内大学扩招一倍的话，可以每年多收大约200亿元的学费，并增加1000亿元的消费，对GDP的贡献每年可达0.5个百分点；可以为下岗工人腾出约500-600万个工作机会。尽管具体数据尚存在争议，但政府还是看重了其拉动内需的功效而予以采纳。

同时，李军博士也谈到了理性模式的四个“不能”的局限性。一是不能顾全公共政策的每个基本主体的利益，因为公共政策的出台可能涉及到各方面决策层的内部矛盾。二是理性模式是基于社会的共同认识，而忽视了政策实际能够做到的哪一层面。三是忽视了任何一个政策的实行都是以牺牲某一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而使另外一部分人得利为结果。四是在信息的收集过程中存在不准确的因素而使任何一个政策都只能是相对的理性。

而批判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公共政策从来就不是完美的，都是带有某种价值取向的选择。这种模型最早提出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用来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及社会关系，目前这个理论也还处于发展的阶段。它有两个基本关注点，一是社会权利关系的变化、方式；二是社会公正是如何通过公共政策来实现的，这侧重于解决社会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冲突，使社会弱势群体及边缘化群体的利益得到重视。而“‘大学扩招是否成为‘教育公平’的助推器”这个问题却值得进一步探讨。

最后，谈及政策分析的方法，李军博士认为目前存在量的方法、质的方法及解放的方法。量的方法从知识认识观（真理观）来讲，认识对象是唯一的、确定的、客观的，研究结论可以用重复实验的方法得到校验。其具体方法包括来自物理、数学的科学方法，如实验、统计分析等等。对质的方法来讲，认识对象是多样的、不确定的、主观的，研究结论随着研究者的主观性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不可以用重复实验的方法对研究结论进行准确校验。具体方法主要是来自社会科学方法，如个案研究、观察法等等。而解放的方法则是认识对象随着研究者的社会立场而改变，研究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知识积累，而主要是用于改变世界，以及现存的社会权力关系，研究结论无法得到客观校验。其具体方法有行动研究、现象学研究等等。在具体方法的运用与选择上，李军博士强调，要根据理论假设研究的问题、知识认识观（真理观）及社会立场而定。

报告完毕，李军博士对各位同学的相关提问给予悉心回答。

（撰稿：周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