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6年第5期，并被《新华文摘》2007年第3期转载。
院校研究论略
刘献君
20世纪80年代，中国高校普遍开始建立高教研究所（室），其本意是加强对学校自身发展的研究。20多年来，高教研究所（室）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相当一些研究是针对学校存在的问题开展的。但是，由于多年来我国实行的是政府办大学的体制，高校没有办学自主权，也没有相应的社会问责，因此，从总体上讲，我国缺乏开展院校研究所需的外部条件。同时，由于研究者自身的局限性，高教研究所（室）的研究其后大体上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朝学科方向发展，争取博士点、硕士点，培养高校研究和管理人才；二是朝行政性方向发展，为学校领导写讲稿、写文章，进行秘书性、经验性的工作总结。因而，我国的高教研究普遍存在着“三多三少”的状况，即思辨研究多，实证研究少；宏观问题研究多，具体的实践问题研究少；经验性总结多，科学性、系统性研究少。近几年来，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学校规模大为扩展，量的增长必然引起质的变化，学校管理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市场经济的确立，知识经济的发展，对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通过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高校办学自主权开始确立。基于上述背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高校开始借鉴美国院校研究的经验，着手开展我们自己的院校研究。可以说，开展院校研究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高等教育研究走向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为了解决新形势下我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促进高等学校的改革和发展，高校领导和高教研究工作者必须转变观念，充分了解院校研究的基本特征，认识院校研究的意义，采取有力措施，克服当前院校研究中存在的困难，把院校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一、博采众长，正确把握特征
开展院校研究，首先要弄清院校研究的含义和基本特征。院校研究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对院校研究的含义，不同时期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大体有：院校研究是高校进行自我研究的一种形式，目的在于帮助学院和大学广泛而全面地收集有关大学内部运行、资源利用和办学效益的数据和信息；[1]院校研究是对高等教育组织或大学的研究，其宗旨是为高等学校提供有益的信息咨询，以改善学校的管理，为学校政策的制定出谋献策；[2]院校研究是有组织地收集、记录和分析有关高等教育机构的计划、进程和环境方面的数据及信息的研究活动；[3]院校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专门领域，强调整合运用现代管理科学与教育心理学的相关知识理论和技术方法，对高等教育组织的管理和普遍性问题进行的一种新分析；[4]院校研究是专门为改进管理（如规划、政策发展、资源配置以及所有功能领域的管理、决策或评估）提供信息支持的研究，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于高校适应变革能力的贡献，以及为帮助高校适应变革所起的关键性作用；[5]院校研究是经由数据收集、分析、报告和相关的参谋工作，促进院校正确决策和有效运行的研究活动；[6]院校研究旨在促进对高校的理解，并促使高校计划及其运作不断得到改进。[7]
参照以上诸家之见，根据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实际情况及近几年来开展院校研究的实践，笔者认为，院校研究是通过对本校管理问题开展系统和科学的研究，以提高本校管理水平的一种研究。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
1.院校研究是自我研究。
院校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单个的高等学校，是研究者对他身在其中的那所学校的研究。院校研究之所以是自我研究，大学之所以需要这种自我研究，是因为：
首先，现代大学已经变成了规模庞大、组织复杂、功能多样、对社会负有多种责任的特殊组织，需要大量的信息和专门知识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学校管理人员，尤其是学校主要决策部门，需要专门机构和人员帮助他们搜集信息、研究问题、提供决策咨询。这个任务不是学术性高等教育研究所能承担的。[8]
其次，每所大学的历史与传统不同、学科结构和人员结构不同、所处地域不同，其每项改革、发展、管理都是一个创造过程。任何一所大学都是具体的、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它所具有的复杂性是其他学校的经验所不能完全覆盖的，也是任何现成理论所不能充分诠释的。院校自身的问题，院校中人最为熟悉、了解。院校自身的问题只能主要靠院校中人去解决。
再次，针对单个学校的自我研究，是院校研究与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区别之一。倘若院校研究扩大成对高校问题的一般性研究，就意味着把院校研究等同于高等教育研究，从而使院校研究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自我研究这一特性，使院校研究成为不同于学术性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独领风骚的全新研究领域。
因此，院校研究必须考虑本校的历史背景和组织文化特征，从本校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为本校的管理与发展提供直接、有效的信息与咨询服务。由于院校研究活动具有直接服务于院校改进的职能，因而必须建立一支专职和兼职相结合的研究队伍和相应的组织机构，并进入学校的组织体系，内化到现代高等学校管理的制度之中，最终成为高等学校中一种“研究”与“改进”相结合的“制度安排”。[9]
院校研究是自我研究，并不排除邀请校外研究人员参与研究。一般说来，本校研究人员负责本校的经常性研究。但在学校进行重大问题如学校发展战略、定期发展评估等研究时，应当聘请校外专家参与，组建由校内外两方面人员构成的研究组。校外人员可以带来新的思路和信息，扩大校内人员视野；校内人员可以提供本校情况，使研究更加切合本校实际。此外，一些建校较晚、研究力量比较薄弱的学校，聘请校外人员帮助研究，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帮助建立本校的院校研究系统培养研究队伍。
2.院校研究是管理研究。
高等学校的工作大体可划分为三个方面：教学科研、后勤产业服务、组织管理信息保障。院校研究是否需要研究学校所有问题？如果不是，那么重点何在？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争议的焦点之一是，院校研究是否应当包括对课程和教学问题的研究。院校研究的首倡者之一考雷（W. H. Cowley）给院校研究下的定义是“关于高校一切问题的研究”，而且坚持教学研究应属于院校研究。[10]另一位早期学者德雷索（Paul Dressel）在《院校研究手册》一书中给院校研究圈定了13个研究领域，其中也包括教学研究。[11]泰特罗（I.Tetlow）1970年对院校研究协会会员的调查表明，当时大多数人也认为院校研究应包括学术工作研究。[12]但美国后来的实践表明，院校研究事实上基本集中在管理研究，很少涉及教学研究。根据我国现在的情况，院校研究主要是管理研究，这是因为：
首先，院校研究产生的原因很多，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学校规模的大幅度扩展，引起了一系列问题，例如，高校内部学生、教师、职员及领导之间的协调问题；高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问题；精英型管理模式向大众化管理模式转变过程中产生的目标调整和资源重新分配问题等。同时，现代大学管理面临许多新的情况，例如，社会变化节奏加快，未来将不再是过去的重演；组织规模越来越大；教育的社会功能越来越复杂；教育质量与教育资源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管理决策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等。因而，中国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正面临一场管理革命以及与之伴生的大量管理问题，必须尽快在各方面提高管理工作水平，改进、完善和创新其管理模式，最终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在此进程中，以管理研究为特征的院校研究大有用武之地。
其次，从研究性质看，在高等学校中，教学、科研主要是教师的事，只有专业造诣比较高深的教师，才能进行改革教学、课程本身的研究。这里还有一个学术自由的问题，如何进行教学，怎样进行研究，这属于教师的学术自由范畴，只要不涉及政治方向和社会道德问题，其他人都不应干涉。当然，院校研究可以而且应当进行教学管理方面的研究，从有效管理的角度，与教师一道研究教学评估和教学资源利用等问题。
当然，只要事关兴校育人，师生员工皆有关心之责。而院校研究人员则应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主要研究学校管理方面的问题。
3.院校研究是咨询研究。
赫伯特.西蒙指出：“管理就是决策。”现代决策体系由决策系统、智囊系统和信息系统三个部分组成。在决策体系中，院校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信息系统和智囊系统方面的工作。这就意味着院校研究主要是咨询研究。咨询研究具有服务性、科学性、独立性和自由性等特点。学校的教代会、学生会、学术委员会以及职能部门，都有某种咨询功能，但院校研究机构的优势在于，它汇集了高等教育研究、规划、管理、财务、计算机网络等不同学科和不同工作领域的专家，能进行综合研究，从而促进不同视界的交流和融合，发挥科际整合作用。[12]在学校管理决策中，院校研究的咨询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信息中枢作用。院校研究致力于收集、归纳、比较和分析本校运行实况和环境变化等各方面的信息，建立、更新并有效管理数据库，以备决策部门之需；同时，针对学校需要解决某一问题，通过专门手段和技术获取并向有关方面提供充足的信息。
二是智囊作用。院校研究机构对于其所在高校的智囊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1帮助学校行政部门对有关本校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做出准确的预测。例如，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全面、综合评价学校现状和面临的挑战的基础上，对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做出判断和预测，对学校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进行分析和规划。2对具体决策的目标和价值进行论证。例如，在某一特定阶段，高校往往面临着诸多改革和发展任务，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决策，这就有一个区分轻重缓急的问题。院校研究机构通过对各种决策目标进行论证和对各种价值选择进行评估，抓住关键问题和主要矛盾，帮助行政部门进行及时、必要、对症下药的决策。3政策环境分析。在重要政策出台之前，院校研究机构一般要根据校内外需求的变化，结合学校现有支撑、保障条件，对该政策形成和实施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政策实施后，进行跟踪调研，发现和分析问题，及时形成反馈意见。[13]
4.院校研究是应用研究。
一般来说，研究领域大体包括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实践开发研究三类。院校研究虽以包括高等教育学和管理学等在内的众多学科为基础，但其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发展理论；但另一方面，院校研究通常也不涉及教学、课程开发等实践开发工作。院校研究通过对高等学校管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分析、诊断，以解决学校管理工作的实际问题为基本目的。因此，院校研究居于三类研究的中间层次，属于应用研究。
作为应用研究，院校研究强调理论指导，注重方法的科学性和学校管理问题研究的系统性。即便是解决具体的工作问题，也力求运用科学的方法，如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现场观察、个案分析、测验研究、目标模拟等，通过明确问题对象、搜集数据资料、分析数据资料来得出结论、撰写报告，这就把院校研究与经验性的日常“工作研究”或“校务研究”区分开来了。[14]
院校研究的应用性特征，要求院校研究人员既掌握高等教育管理和一般管理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又具备足够的应用研究能力，还熟悉学校方方面面的情况。特伦兹尼（Terenzini，1993）的研究指出，院校研究人员应具备三种能力，即“专业能力”（如对本校数据的熟悉程度及数据分析能力等）、“说服他人的能力”（如对教师解释教学评价的结果并给出教学法建议）、“背景能力”（对本校的历史和文化管理特殊性的了解程度）。院校研究的应用性特征，要求院校研究人员应具有特定的专业素养和水平。
二、拓宽思路，深入理解意义
院校研究对于推进高等学校管理现代化，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推进国家高等教育法治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1.有利于推进高等学校管理现代化。
开展院校研究有利于推进高等学校管理的现代化，即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科学化是与科学研究紧密相联系的。重视科学研究，积极探索和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尊重事实，努力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实现科学化。开展院校研究，能促使全校上下，特别是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学会和养成研究的习惯，参与研究，热爱研究，善于研究，真正形成研究之风，在研究中学习和提高，在研究中决策和发展，真正从经验型管理转变为科学高效的管理。中国高校在管理、发展和决策中的许多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少研究，缺少真正的、科学的、规范的院校研究。各级领导者、管理者参与院校研究，一则会使大家的认识日益接近、逐步统一，对学校的政策和决策更加理解、熟悉和支持；二则在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对本校发展的特点、优点、问题和规律会认识得更清楚，真正使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学会以理论指导实践；三则通过在研究中学习和提高，养成科学的思维，学会科学研究的方法，真正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决策水平，使学校的总体管理水平上一个新的台阶；四则会在研究过程中锻炼队伍，培养出一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15]
民主决策是现代化管理的标志之一。院校研究重视学校数据的搜集、整理、分析，并使之公开化。这样，就有利于教师、学生、职员以及社会公众及时了解学校的真实情况并对学校工作进行民主监督；而院校研究人员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多种形式听取师生对学校重大决策的意见，也使学校决策得以更好地体现师生的民主意愿。可见，院校研究能有力地推进学校管理的民主化建设。
法治化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对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时，要严格遵循相应的法律程序。错误的决策，往往是个人说了算，或者说，是某个领导人凭借个人好恶，在对决策对象没有进行充分调研的情况下所做的主观臆断。院校研究不仅本身有严谨的程式，而且其研究工作已制度化地成为管理决策过程的必经环节和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院校研究有利于推进高等学校管理的法制化。
2.有利于推进高等学校的改革和发展。
通过院校研究，各高校就能真正、全面地认识自身的优势，挖掘自己的潜能，看清自己的弱点，明确自己的地位，发挥自己的作用，使学校发展建设更自觉、更科学、更健康，更具个性和特色，其竞争力和适应能力也将进一步得到增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长期没有得到重视和解决的问题。过去，许多学校习惯于眼睛盯着政府，把学习和贯彻上级的批示和精神当作唯一的治校良方，跳不出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使学校变成了一个单纯贯彻执行指令的机构，一颗由上级部门指挥的棋子，很少有时间和精力，也很少主动、认真、自觉、全面地认识自己的角色和使命。一些学校不懂得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不知道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不明白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只好亦步亦趋地跟着名校走，跟着文件走。开展院校研究，可以帮助高校科学地、客观地认识自己，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认清自我，评价自我，研究自我，从而真正地发展自我，创新自我，使学校得以全面、健康、和谐地快速发展。[16]
在这方面不乏成功的事例。有的学校通过战略研究找准了自身的定位，不去盲目追求高、精、尖，而是将自己定位在服务地方经济，努力为地方开发科技成果、培养优质人才，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这样，又反过来赢得了地方政府、企业的积极支持，从而使学校得到了快速发展。有的学校通过广泛调研和客观比较，确立了发展战略中的重点、特色学科，从而加大建设力度，使之跻身全国先进学科行列，有的学科甚至一跃而成为全国第一或唯一，这些学科的发展，又有力地带动了其他学科的发展。有的学校从治理结构出发，致力于理顺各种关系，建立良好的制度、机制，充分调动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从而大大推进了学校发展。还有一些学校通过研究自己的薄弱环节，分析原因，寻找对策，从而使问题不断得到解决，困难不断得到克服，学校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3.有利于推进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
我国高等教育学自创建以来，经过广大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发展很快，也产生了一批理论成果，但是，离时代和学科发展的要求仍然有很大的差距。究其原因，就在于高等教育研究自身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对教育实践关注和研究得不够。为了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以下关系：
——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特殊高于普遍，个性胜于共性。特殊性寓于普遍性之中，特殊性改变普遍性。共性的丰富性，取决于个性的丰富性。每个学校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性，需要有针对性地加以研究。只有对单个学校研究透了，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科学准确地归纳出一般规律。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首先，哲学来源于非哲学材料，教育规律来源于教育实践，只有对教育实践，特别是对具体从事教育实践的学校进行深入研究和剖析，才有可能探索教育的规律；否则，从现象到现象，从抽象到抽象，是不可能认识教育规律的。其次，国家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方式的创新，首先源于教育实践，特别是源于高等学校的创新，然后才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总结、推广和制度化。例如第二课堂、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即由华中科技大学首倡并付诸实施，然后才推广到全国，现在，“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融合”已被公认为有创新价值的教育思想。又如大连理工大学率先开设大学生思想教育课程之后，一些大学也相继效仿，方才得到教育部的肯定、支持、推广，最终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并给予肯定。此外，大学生收费上学、学校办产业、后勤社会化等全国性改革，无不始于少数高校的首创。。
——借鉴和创新的关系。发展高等教育理论，需要充分借鉴先进发达国家的经验，吸收其理论成果。但是，我们不可能完全照办别国的理论，更不应“言必称希腊”，唯西方大师马首是瞻。实际上，我国教育实践中的很多问题，是无法完全用西方现有理论来解释的。这是因为我们的国情不同，需要我们在实践、创造、研究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论。西方学说只可借鉴而不能取代我们自身的理论探索。
院校研究虽然是以单个学校为对象、以实践取向为主、以解决院校具体问题为目的的自我研究，但是，它可以为高等教育学的理论研究提供生动丰富的素材，而且从单个院校总结的某些特殊规律，经过实践的检验，也有可能上升为高等教育学的一般规律。因此，开展院校研究有利于推进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
院校研究还在高等教育学与高等教育实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就是说，院校研究运用高等教育理论去研究、分析、解决高等学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而用理论指导高校管理的实践，又可反过来验证、丰富和发展理论。
4.有利于推进国家高等教育法治建设。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越来越复杂，用以调节人与人关系的法律、法规、制度、政策也在不断发展变化。院校研究针对学校中的各种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因此，可以检验政府有关法规、制度、政策是否符合学校发展的具体情况。例如，学校贯彻任何政策都需要付出政策成本。通过院校研究，可以了解学校政策成本支付的情况，包括付出是否恰当，学校有无能力承担等，从而对相关政策恰当与否进行检验。学校可以向政府反馈检验的结果，以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政策调整。另一方面，在院校研究中还可以发现法规、制度、政策上的空白点，提请政府及时制订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政策。例如，一些独立学院的自我研究发现，投资方、举办方、办学方之间的责任、权力、义务不明确，特别是产权不明晰，是独立学院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需要政府及时制订有关法规。显而易见，通过院校研究，可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法治建设。
三、强化措施，推进研究发展
我国高校开展院校研究，既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也面临不少问题和困难。我们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推进这项事业。
1.明确院校研究的主要内容。
院校研究内容是多样的、变化的、发展的，但我们仍可从中找到共同点。参考美国院校研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院校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院校信息的收集、整理、研究与报告。院校研究工作的基础是系统地收集、整理、分析学校运行状况的信息。如果把学校比作一个有机体，这些信息要能准确地反映学校各主要方面的健康状况。院校研究人员应及时地把情况通告给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为此，学校要建立专门的院校研究信息库。院校研究机构要负责保持维护这个数据库，并根据这个数据库所反映出来的情况，定期向学校汇报学校运行情况，选择建议专项研究课题，提供管理咨询意见。这个工作是所有其他院校研究工作的基础。由于这项工作的经常性和基础性，常使人们误以为，院校研究机构就是个收集信息整理信息的部门，反而忽视了院校研究更为重要的工作—提供学校管理改进提供管理咨询。
院校信息源于学校运行信息但不同于学校运行信息。院校信息是定期从学校运行信息中抽取出来的信息。院校信息是指经过加工处理的反映学校各主要方面运行状况的数据和信息。从院校管理的角度来看，为了达到有效的管理，要求院校信息具有准确性、及时性、可靠性和适用性。院校信息对于院校管理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院校信息是进行预测和院校战略规划的基础，是院校管理者了解和评估内部运作过程的基础；院校信息的流动是进行院校管理的基础手段。院校信息收集的范围，可以从环境、输入、过程、输出四方面来划分。环境主要包括内在环境、市场环境、公共环境、竞争环境和宏观环境。输入包括学生、教师、职员、设施和资金等。过程涉及招生、教学、科研、学生管理、教师管理、学校发展规划、质量评估、后勤保障等。输出是反映学校各种活动结果的信息。
（2）院校年度报告的撰写与研究。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不少州相继立法，要求各高校每年或每几年向州政府提交有数据和数据分析为依据的年度教育报告，报告内容主要包括：①教育质量的自我评价；②招生人数和毕业率；③在校生与毕业生追踪分析；④毕业生就业率和继续升学率；⑤社会和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等。年度报告的研究与写作，已成为美国院校研究者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我国虽然还没有以立法形式要求高校向政府提交教育报告，但也有相应的惯例：高校每年要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报送学校教学、科研、教师、学生等方面的有关数据；校长每年要向教代会报告一次学校工作；有的学校每年还要编制一份年鉴。在这些工作中，院校研究工作者应力求提供比较准确的数据资料并进行数据分析，从中了解学校工作的进展、优势和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并提出改进的建议。
（3）院校日常管理中的专题研究。学校改革和发展中会产生各种各样需要研究的问题，院校研究工作者要根据学校领导的意见和学校的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并对问题进行分析，分清轻重缓急，抓住主要矛盾，进行专题研究。应借助一定的理论和方法，收集与问题有关的数据和事实并加以分析和阐释，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建议，供领导部门决策时参考。
专题研究主要涉及教师事务管理、学生事务管理、资源管理、专业与课程评估等方面。教师事务管理主要包括教师结构分析、教师资格准入制度和教师职务聘任制度研究、教师教学管理和科研管理研究、教师工作量计算与教师分配制度研究、教师工作成本与教师工作产出率研究。学生问题涉及招生平等、学生经济负担、学生期望与满足情况、课程与教学多元化、学生心理咨询服务、另类文化与越轨、毕业生就业、学生利益保护、学生参与管理等问题。资源管理方面涉及资源开发、规划和使用效率，如资源环境分析与预测、多种资源开发战略、资源使用效率、学校资产经营、校内资源分配、校产利用与成本核算、校园建设与维护等。
（4）院校管理中新的重大问题研究。我国社会、高等教育都处于大变革、大发展之中，高等教育领域正面临一场管理革命，许多新的重大问题需要研究，这些关键问题不解决，具体问题就难以解决，例如，高校管理体制变革，特别是并校带来的多校区管理问题，需要开展“多校区管理研究”和“异地办学研究”；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学校利益相关主体增多，需要进行“院校治理研究”；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学校资源按市场方式配置，需要进行院校“融资渠道与方法研究”；作为一种新的办学形式，很多大学创办的独立学院遇到产权、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师资、管理体制等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进行“独立学院管理研究”；由于知识经济发展，学科交叉、综合的趋势越来越强，但原有管理制度很难适应这一趋势，需要进行“学科交叉与制度创新研究”、“基层学术组织改革研究”等。
（5）院校战略管理研究。几乎所有最好的大学都是因其卓越的战略领导才得以矫矫不群的。战略管理包括战略规划、战略实施和战略评估，院校战略管理研究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有：①高校战略管理的复杂性、灵活性和差异性；②外向性是战略的主要特点，面对大众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如何抓住机遇进行战略转移和变革，如何在变化中把握学校总体发展目标，如何从外在环境确立内部组织结构，如何面对变化的环境制定自己的政策、机制和措施；③定位是战略的核心，如何确定学校的身份和地位；④取舍是制定战略的精髓，如何舍弃一些相对薄弱的领域、学科，集中发自己的强项，形成明显的优势；⑤战略实施是战略管理的主体，在战略管理中如何将战略规划、战略实施、战略评估有机结合起来，使之融为一体；⑥如何建立良好的制度、机制，让高水平管理人才脱颖而出，如何加强学习、培训，提高领导者的战略领导能力。[18]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院校研究要着力研究中国现代大学管理中的一些重大实践问题，例如，学校定位与学校发展战略问题；在政府提供的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如何办好学校；大学教育面向学生、面向社会、面向未来的问题；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等。
2.建立机制合理、运作有效的院校研究机构。
推进院校研究，应建立一个研究资料、研究活动、研究成果相统一的院校研究机构，并明确其任务，调整其设置，确立其定位，发挥其作用。
（1）明确院校研究机构的基本任务。根据国际经验和我国的现实状况，院校研究机构有四个基本任务：①全面负责学校管理信息搜集，监视与研究学校各个方面的变化与发展动向；②研究学校发展战略，为学校决策者提供决策咨询；③负责向社会有关门部提供关于学校情况报告，公布有关信息，促进学校管理的公共参与；④配合其他业务部门研究管理问题。
（2）调整院校研究机构的设置。我国目前与院校研究相关的机构设置大体有以下几种：建立一个统一机构（如学校发展研究院），将发展规划、教学评估、高教研究等职能统一起来；学校发展规划处（办公室）和高教研究所（室）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学校发展规划、教学评估、高教研究三个机构分设；设立高教研究所（室）等。设置研究机构可因校治宜，不必强求统一，但应该明确该机构从事院校研究的职能，并按院校研究的要求来设置。
（3）明确定位，发挥作用。现代决策体系中的信息系统，智囊系统和决策系统是一个有机组成的整体，三者缺一不可。如前所说，其中信息系统、智囊系统的工作主要由院校研究机构来承担，这意味着院校研究机构已进入学校决策的组织体系，院校研究成为高等学校中“研究”与“改进”相结合的一种“制度设计”。
3.建立院校研究人员培养制度。
院校研究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还取决于院校研究者的专业素质和水平。院校研究人员需要三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一是现代管理科学、高等教育学及各种与研究问题相关的知识；二是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知识及运用这些知识研究实际问题的应用研究能力；三是对所在学校情况的了解以及发现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些知识的获得和能力的提高，一般可以通过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和工作锻炼三条途经进行。因此，院校研究人员培养制度的建立也应从这三个方面来考虑：
（1）建立教育专业学位制度。系统理论知识、研究能力的获得，最好能通过正规教育。目前，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培养高等教育专业研究生的学位点不多，培养的人数偏少；课程单一，缺少院校研究方面的课程；只有一种学术性博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因此，要改革研究生学位制度，尽快建立教育博士专业学位（EdD），大力发展专业研究生的培养。培养要面向实践，课程和研究论文评审要符合实践工作的需要。有必要指出，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两者是相互促进的。教育专业学位培养的人才，还应充实到学校管理岗位，促进管理人员的专业化。
（2）建立在职培训制度。在院校研究中，会遇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人员需要不断学习，提高。一方面，各高校要有一定的制度、措施，鼓励研究人员在职学习提高；另一方面，研究协会、政府职能部门要定期举办各种培训班，为研究人员在岗学习提供机会。
（3）建立研究人员参与工作实践的制度。院校研究要研究、解决学校发展和管理中的实践问题，不了解学校，没有一定的管理工作经验，是难以胜任的。要通过挂职锻炼、兼任课程教学等方式，让研究人员了解实践，培养实践工作能力。
4.建设良好的高等教育公共治理环境。
建立健全现代高等教育公共治理制度，强调高等学校的社会公责，是促进院校研究发展的基本前提。良好的高等教育公共治理环境，能激发高校领导支持院校研究的热情和积极性，进而保障院校研究的顺利开展。
（1）建立社会问责制度。中国目前尚未建立现代高等教育公共治理制度，高等学校只对其主管政府部门负责，只向主管部门提供学校运行报告，学校没有、也不必向社会公众报告学校运行状况，公众没有相应的知情权，学生、家长、社会、一般公众难以对高校进行公共监督。这样，学校受组织惰性的驱动，就失去自我改进的压力和动力。当然，部分校长可以依靠自己的责任感、办学经验和管理能力努力去改进学校工作，但在人多事杂的高校管理中，少数人靠觉悟，多数人靠政策，会使校长们分身乏术，由此导致工作挂一漏万，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甚至积重难返。有了公共问责制度，高校就必须向政府部门和社会监督机构提交学校运行情况的报告及有关统计数据，从而自然而然地处于社会监督之下，持续的自我改进就有了制度上的保障。与此同时，要建立高校运行数据的公开制度，让社会公众及时了解并对高校的运作有效地进行监督，而院校研究人员及时掌握这些数据，亦可有的放矢、卓有成效地开展研究。
（2）健全校内决策的制度机制。作为非营利组织，大学是典型的利益相关者共同体，没有哪个个体或集体能全部拥有大学，也没有任何人能对大学承担全部责任。因此，高等学校管理不仅要受到社会的监督，还要受到校内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表现出复杂的治理结构，遵行着多重制约的决策程序。克拉克·克尔称现代大学为多元化的巨型大学，管理采取的是所谓“联合国形式”。在这个“联合国”里，有教师国（也许还可以细分为教授国、讲师国、助教国之类）、学生国、职员国、董事国等；每个“国”都代表着一种特定的甚至相对独立的利益集团，各有其领地、权力范围和特殊的管理形式，并对学校的各种决策拥有否决权。学校越大，制约就越多；学校权力越大，制约也就成正比增长。在这样的“联合国”里，按照克拉克·克尔的现身说法，校长等决策者当然是“领导者”和“掌权者”，“但他主要是个调解者”。既然如此，校长的工作模式也就必然地发生了变化：“对校长而言，说服应等同于责任”，“他必须接近每一权力中心”，以便“有机会论证”其支持某项决策的“理由”。[18]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学校里，决策者主要不是靠权力，而首先是靠说明和说服去推动工作。院校研究独特的用武之地就在于使校长们的说明有根据，说服有效果。我国大学已建立教代会、学术委员会、学生会等组织，但它们在学校决策中的声音比较微弱，难以对学校的管理决策起到应有的支撑和制约作用。因此，应当构建合理高效的大学法人治理结构，健全校内决策的制度机制，充分发挥各利益群体在学校决策中的作用。
注释
[1] FRANCIS E ROURKE， GLENN E BROOKS.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Higher Education[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1966.44.
[2]JONN A MUFFO.美国院校研究概述[J].外国高等教育资料，1994，（1）,第1-4页.
[3]胡森，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教育管理[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300.
[4]JOHN M LYONS. Memorandum to a Newcomer to the filed Institutional Research[EB/OL]. Florida: The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1976. from http://www.airweb.org.
[5]MARVIR W PETERSON.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from improvement to Redesign[A]. 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NO.104）[C].San Francisco: Joss-Bass, 1999.83-84.
[6]SAUPEJL, MONTGOMERYJR.The Nature and Rol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Memo to a College or University[R]. Tallahassee, Fla.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1979,3,12.
[7]http://www.airweb.org “About AIR”.
[8]赵炬明，中国大学与院校研究，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8期.
[9]蔡国春，院校研究与现代大学管理——美国院校研究模式研究与借鉴，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54－55页.
[10]H.Cowley(1959)，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 Richard G.Axt and Hall T. Sprague(Ed.)，College Self Study: Lecture on Institutional Research, Boulder: The Western Interstate Commiss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1960.pp.1-16.Unpublished materials.
[11]Paul Dressel and Associate(1971),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 the university: A Handbook,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Chapter 6.
[12]William Lloyd Tetlow(1973), Institutional Research: The Emergence of A Staff Function in Higher Eduction, Cornell University.pp.29-31.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13]宋旭峰，院校研究的功能与作用，高等教育研究，2003年第3期，第51页.
[14]周川，院校研究的职能、功能及其条件分析，刘献君、陈敏主编，院校研究与现代大学管理，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57－58页.
[15][16]吴绍春，关于院校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刘献君，陈敏主编《院校研究与现代大学管理》，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
[17]刘献君，论高校战略管理，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第1－7页.
[18]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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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ARVIR W PETERSON.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from improvement to Redesign[A]. New Direct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NO.104）[C].San Francisco: Joss-Bass, 1999.83-84.
[6]SAUPEJL, MONTGOMERYJR.The Nature and Role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Memo to a College or University[R]. Tallahassee, Fla.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 1979,3,12.
[7]http://www.airweb.org “About AIR”.
[8]赵炬明，中国大学与院校研究，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8期.
[9]蔡国春，院校研究与现代大学管理——美国院校研究模式研究与借鉴，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54－55页.
[10]H.Cowley(1959)，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 Richard G.Axt and Hall T. Sprague(Ed.)，College Self Study: Lecture on Institutional Research, Boulder: The Western Interstate Commiss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1960.pp.1-16.Unpublished materials.
[11]Paul Dressel and Associate(1971),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 the university: A Handbook,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Chapter 6.
[12]William Lloyd Tetlow(1973), Institutional Research: The Emergence of A Staff Function in Higher Eduction, Cornell University.pp.29-31.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13]宋旭峰，院校研究的功能与作用，高等教育研究，2003年第3期，第51页.
[14]周川，院校研究的职能、功能及其条件分析，刘献君、陈敏主编，院校研究与现代大学管理，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57－58页.
[15][16]吴绍春，关于院校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刘献君，陈敏主编《院校研究与现代大学管理》，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
[17]刘献君，论高校战略管理，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2期.第1－7页.
[18]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