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7日下午，喻园讲坛总第270期、掌校治学系列第4讲暨“大学之道校长讲堂”第3讲在教科院101报告厅开讲。此次讲座主题为“探索新型一流综合大学——跟丁石孙校长办北大”，主讲嘉宾为中国波谱学和量子频标领域知名专家、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讲座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广东开放大学原党委书记罗海鸥教授等通过线上方式参与本次讲座，北京理工大学庞海芍教授，我院刘献君、陈廷柱、余东升、张俊超、魏署光、蔺亚琼、王小青、任令涛、庞颖、覃琳等多位老师及学界同仁亲至现场交流，我院硕士生、博士生积极参与本次讲座。

讲座正式开始前，张俊超副院长对王义遒校长进行了介绍；其后，“大学之道校长讲堂”堂主罗海鸥书记对王校长悉心准备此次讲座、在疫情风险下莅临华科大表示崇高的敬佩和衷心的谢意。王义遒老校长秉承了北大严谨治学之学风，学识渊博、融贯中西，深耕于教育改革、高等教育管理等多个领域，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介绍过后，在座师生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王校长的到来。王校长主要以北大发展的历史为线索，为大家讲述了北大探索新型一流综合大学之路。

第一个国立大学，命途多舛

讲座伊始，王校长由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异引入，阐述了近代背景下中国建立大学的必要性，向在座师生娓娓道来了北京大学的前世今生。北大作为第一个国立综合性大学，命途多舛。鸦片战争爆发后，为与外国交涉，学习先进技术及各类学科知识，清政府于1862年在北京设立了旨在培养外交和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中日甲午战争后，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局面，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掀起维新变法运动，改革旧教育、建立新学堂成为变法的第一要务。在光绪皇帝的批准下，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诞生。这是我国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在经历了百日维新破产、义和团进京、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变故后，京师大学堂一度停办，后由清政府在1902年重建，将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的办学方针遵循忠于清皇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总原则；实行预科、专门分科大学、大学院三级制；课程设置分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两类，全体学生必修普通学科，后选学专门学科。

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后去“校”字）。首任校长严复反对“中体西用”，主张“体用一致”、“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1912年，严复作《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抗拒北洋政府以“经费困难、程度不高、办理未善”等理由不断要停办北大的意见，最终停办之议被否。严复虽在北大担任校长不到一年便被迫辞职，但对北大影响深远。之后，北京大学在后几任校长马良（代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的坚持下勉强维持，并稍有进步。1917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北京大学实施了卓有成效的多项改革，包括实行教授治校、实行选课制、设立研究所、提倡美育、男女同校、提倡自由气氛等，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是北大的真正开创人。也由此，北京大学在后来成为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和思想自由的堡垒，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在北大生生不息。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对北大作出了高度评价：“世界上百年以上的大学有的是，但对国家民族命运关系如此重要的只有北京大学一家。”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后又辗转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战时艰苦卓绝条件下开出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抗日战争胜利后，北京大学于1946年10月在北平复学，胡适任校长，学习美国大学制度，从原本的文、理、法三学院一举扩展为文、理、法、工、农、医六个学院三十三个学系、两个专修科、一个医预科的完整综合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及其影响

1952年的院系调整对北京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解放后，北大合并清华、燕京等学校文科与理科，成为文理基础学科的综合大学。王校长强调，综合大学以培养在理论科学或基础科学方面从事研究和教学的专门人才为使命，兼高等教育机构与科学研究机构之职，既是其他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基础，也是国家文化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调整后的北大设置12系，系下共设33个专业，教师队伍荟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背景下，北大全面系统地学习了苏联教学制度与方法，按计划经济要求设置学系、专业、专门化，制订教学计划，定培养目标，分配教学环节。执行结果体现为除政治理论课外，基本是狭隘的专业教育，课程与教学环节紧密相扣，凸显正规化。这一调整在十年内适应国家经济与科技发展规律，为各行业领域提供了对口的专业人才，但后来逐渐出现了不利于人才个性发展、束缚创造性、不适应社会迅速变动与市场经济等问题。院系调整的影响至今犹存。

之后，王校长对北京大学办学的头八十年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该期间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仍是“舶来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在办高等教育中突出的是“工具论”、实用主义思想而非以人为本，强调忠君报国、强国富民，与当今教育的立德树人理念存在一定差距。他表示，在苏联留学的经历对他影响颇深，他深切体会到科学家必须在大学，与青年人一道才能激活思想，不断创新。

上世纪80年代的教学改革

王义遒校长重点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北大进行教学改革的这段历史。当时的教学改革有几大背景，一是实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二是1985年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提到要扩大办学自主权，学校要主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引入市场化机制，改变招生毕业制度，同时强调重点大学也是科研的中心；三是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期间包含了少量改革，如取消专门化、缩短学制、推行学分制等；四是1984年丁石孙先生就任北大校长，成为北大历史上唯一的“民选”校长。王校长特别提到，丁石孙先生以数学系治理绩效全校闻名，将混乱的人事进行了有序稳定的调整。就任校长后，教学改革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调整学科结构。早期的学科结构调整强调要面向四个现代化、向经济与国防建设靠拢，实际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北大已通过设置应用新兴学科来调整学科结构。紧接着，学校调整了培养目标，将目标调整为培养某技术工作者。之后，丁石孙先生提出建文理工结合的交叉融合科研中心所、管理科学中心、环境科学中心、社会主义建设研究中心等。到了90年代，丁先生提出建设新型工科，设置新专业，如分子工程、工程科学、结构工程等，同时主张对院系进行改名，使其带有“工程”二字，试图在一个院系内统筹基础、应用、工程技术、开发、生产等环节。行政方面则从校、系两级逐步改为校、院、系三级结构。

第二项为教学改革。王校长先从当时的经济背景谈起，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及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上充斥着“脑体倒挂”的混乱思想，流传着“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传言，学校里也洋溢着设经理专业、开茶馆的呼声。时任北大校长的丁石孙先生认为，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学生思想动荡是自然的，不能压制，只能引导。为此，北大扩大研究生规模，推行多种办学模式，兴办成人继续教育和进修培训班，同时修订教学计划，改变培养目标和指导思想，即加强基础, 适当扩展知识面，注重培养实践工作能力和创造精神，增强适应性。考虑到学校不可能包罗万象，在教学管理方面对学生进行了因材施教的管理，具体措施有设立双学士、允许并支持转系转专业，减少必修课、增设选修课和暑期课等。当时丁石孙校长提出，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只要打好基础，就能灵活适应。但学生也要养成好的学风，即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这也是北大的“八字学风”。此外，在学生管理方面，丁校长注意“活与严”的把控，多数情况下，他都主张给学生留点出路，体现出长者对年轻学子犯错误的宽容。接着，王校长谈到，当时与国家教委配合开展大规模毕业生调查时，发现工作岗位与其所学专业对口的学生不到1/3。究其原因，北大学生的优势是厚基础、宽口径、后劲足，而缺点则在其眼高手低、动手能力差，缺乏近期效用，有输在起点之虞。针对此问题，1988年3月，北大召开了一个为期4天的“深化教学改革和开展有偿服务工作会议”，提出建设新型综合大学设想，进一步调整专业结构，增设应用、技术、工程、新兴特别是文理交叉学科，调整少数原学科，这也是后来北大广为流传的“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十六字教改方针。

接下来，王校长回忆了丁石孙先生本人的教学风格。其一，热爱科学、学生，了解学生，甚至曾因为学生说话而遭罪；其二，讲课简练清晰有激情，能够引发学生的兴趣。其三；重视教材及教材建设。为解决出书难问题北大还成立了教材建设委员会，丁先生亲任主席。对于“教”与“学”，王校长总结了“两种态度”和“两种能力”：第一个态度是学习的态度，即为什么要学习？第二个态度是对人的态度,即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事业；第一种能力是学习的能力，即怎样学习？第二种能力是交流的能力，即如何与“异己”相处、沟通和交流。总的来说，学校要提供多种多次选择，锻炼思维能力。王校长分享了教学的两条经验与信念。其一，知识是学生自己建构的。知识中含有“知”和“识”两个部分，要培养识别思维、分析思维、鉴证思维和批判思维，只有反复消化学生才能真正掌握知识、交流、讨论的作用。其二，能力是自己通过亲身实践取得的。操作能力、实践能力、交流能力、领导能力要在实践中反复锻炼,熟练出创新。要明白不是只有课堂教学，才能让学生获得知识和能力。

第三项为科研与科技开发方面的改革。王校长评论道，丁先生对当时我国科技情况有清晰了解，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北大力争按三个”面向”安排重点科研项目，发扬优势，力争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与教委“专业开放实验室”，王校长自豪地提到，他在北大做的贡献就是在他这一代成立了1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此外还有支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建设买，“863计划”第一次公开会也是在北大校召开，旨在瞄准科技前沿与“跟踪”。北大还为国家谋划质询“大西北开发发展规划”，成立科技开发部，开设新技术和新产业公司等。

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设想

王校长回忆了北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设想提出的关键时间点。1986年北大召开了暑期扩大常委会讨论各部门工作，各部门都谈了一下他们的改进工作，但丁先生觉得他们都没能抓住头绪，于是就找到王校长约谈北大整体办学的问题。王校长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时北大办学的几个问题，包括：职能部门按章办事得过且过不进取；政治过“左”影响工作，气氛沉闷；严谨严格走向反面，谨小慎微少创造。他提出对学生要敢于严格要求，北大不能以“老大”自居，要有高目标，即“一流”。而当时丁先生则谈到北大资源有限，不能无限发展，要控制规模，综合平衡，设立有限目标；对教师、干部简政放权，分层管理，鼓励先进，淘汰落后，引入竞争机制。

在之后的一次扩大常委会上，丁先生谈及新学期施政方针，明确北大的目标就是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施政方针中的其他内容还有：从严治校，改变松散有纪律松弛局面；贯彻竞争原则，鼓励保护先进，抑制摈弃落后；活跃学术空气，坚持双百方针；树立综合平衡和全局观念，求质不求量；简政放权，分层管理，完善健全规章制度。1986年底丁先生在全校干部会上宣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设想，1986年9月12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也报道了《北大要办成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丁石孙校长谈办学目标和指导思想》。

王校长还提到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首要在于师资队伍，技术人员和教辅人员也很重要。根据当时学校实际情况，丁先生提出了“尊重老年，依靠中年，寄希望于青年”的人才方针，采取引进和自培两条路径吸纳人才，先后引进的人才有陈章良、朱玉贤、闵维方、曾毅、马戎等，自培的人才有陈来、刘伟、吴志攀、李零等，这些人才都为北大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接着，王校长还介绍了“211”和“985”工程的提出背景。王校长本人是“211”工程的提出者，1987年9月、10月间王校长参加了由教育部学位办与科技司主办的对北美研究生教育和重点学科建设的访问考察，这次考察便是后来“211”工程的前奏。而“985”工程则是在北大百年校庆上由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关于大学治理的几点思考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王校长分享了自己对大学治理的精辟思考。第一，管理就是服务。服务的对象是大学的举办者与全体师生，要多出人才、出成果、出产品，管理者要给骨干教师当下手。第二，管理是一门专业学问。举办者为政务官，政务官要有全局、国家、世界、未来等眼光；其他管理者为事务官，事务官要考虑各种实现目标的具体细节与实施办法。第三，学校是一个文化机构,要靠文化自信面向未来。第四，独立自由是相对的，要做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张力平衡。第五，大学之大在于学术之无限与功能之复杂。第六，知识分子的优点为有社会良知，爱国，有责任感、有独立人格，自由不惟上、不为书，能创新。缺点则为清高、高傲，文人相轻、醒得早起得晚和“奴性”原罪。第七，自由与统一。要在“ 统一的不统一”中求“统一”。第八，在新时代，文理社管工农医多元发展，融合是主轴。

最后，张俊超副院长对王校长的讲座做了总结，并对王校长在其90岁高龄之际带来长达3小时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全场师生意犹未尽，一方面感慨于北大的波折历史，另一方面也感佩于王校长谦和的涵养和求真的精神。最后，陈廷柱院长邀请王校长与现场师生合影留念，用照片记录了王校长与教科院此次的珍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