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在庚子，时序金秋，母校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将迎来40周年院庆。早在春天，教科院就倡导院友们写点什么，我当即心有所动，无限怀念起绿意葱茏的喻家山，和那喻家山下激情燃烧的流金岁月。早就想写点什么，表达心中的无限感恩，亦为了一种历史的记忆。不久前，刚写了一篇从学潘懋元先生记，故事的开头，从喻家山下的读博岁月说起。
写作过程中，无限感慨地一遍遍翻阅当年几大本听课笔记，一遍遍抚摸已有些泛黄的当年的老照片，心绪回到读博时代。往事如昨，作为教科院的早期博士生，我见证了老师们艰苦奋斗、励精图治的开创性努力，亲历了老师们同心同德、众志成城营造的浓郁的学术氛围，忘不了老师们真诚关爱、精心抚育的护航导航。
那样一种努力，那样一种团结，众志成城；
那样一种氛围，那样一种温馨，屡创新篇！
谨以“众志成城创新篇”为题，记述杨叔子校长和教科院“四老”，描述一种生动的大学故事、美好的师者形象。大学是有故事的。大学的精神，不正是活化在大学的故事之中吗？大学的故事，不也是传承着大学的精神吗？
一、“零的突破”春意绿
（一）
突破，是一种生机和力量，亦如竹笋之破土，头角崭崭露，虚心又有节。
1996年，命运眷顾我，将我引入高教界。这一年，我有幸进入华中理工大学高教所(现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攻读博士，成为其取得博士点后对外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
华中理工大学（当时简称“华工”，有“学在华工”之誉)是继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之后的全国第四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点（当时拿的是教育管理学博士点，后改为高等教育学博士点），时间是1996年初。这也是当年以理工见长的华中理工大学拿到的第一个文科博士点，是学校文科博士点“零的突破”，其意义非同小可，标志着华工结束了没有文科博士点的历史，意味着华工走向综合化办学成功地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据说，当年的竞争对手是实力强劲的清华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德育方向，结果出来之前，大家心里都没底。获胜的消息传来，高教所“四老”集体失眠——朱九思先生一晚上没睡着，姚启和先生一晚上没睡着，文辅相先生一晚上没睡着，涂又光先生一晚上没睡着——长期为之奋斗的梦想成为现实，那是怎样一种激动？！
当时按国家教委（现教育部）的规定，原则上，拿到博士点的单位当年不能招生，而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但是，以强劲势头进入“211”工程建设单位的华工决定“以学科建设为龙头”“超常规发展”，决定破例当年招生。这也体现出华工领导开拓进取、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当年，校长是在全国掀起“人文风暴”的杨叔子院士，坐镇高教所的是“华工之父”老校长朱九思先生。
读博之前，我在一所部队院校工作。当我萌生了想攻读博士的想法时，得知华工取得了博士点，便壮着胆子，冒昧地给大名鼎鼎的朱九思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想报考博士的愿望。很快，收到朱先生的回信，他说：他们希望今年就破格招生，正在等批复，程序上的事，该做的已经做了，现在所能做的，就是等待。信中，朱先生鼓励我积极备考，具体联系高教所所长文辅相教授和书记张顺柱同志。不知为何，我特别喜欢其中的“等待”二字，似乎有一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智慧。后来，随着对朱九思先生了解的增多，我渐渐明白，这封信体现了朱先生的风格和智慧。我也常反刍其中的意蕴，只能约略品味其妙谛之一二（后来才知道，华中理工大学1984年就是全国首批试办研究生院的22所院校之一，1995年全国研究生院评估中进入全国十强，成为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博士报批、硕士免验单位，破格才有可能）。
博士考试之后，我又给朱先生写了一封信，还谈到“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取得考试资格之不易。朱先生又给我回复，让我多看英语，多看专业书，如果今年考不取，明年再来；工作的事，如果军事院校不留，可以一边先来华工高教所工作（可先做个资料员），一边备考。收到这封信，“感激涕零”，无以言表。贵人之恩，何日敢忘！这期间，加拿大著名比较教育学者许美德（RuthHayheo）教授来华工交流访问，朱先生让我前往聆听许美德的讲座。这是我叩首高教殿堂之门，听得的第一场讲座，羡慕外国女学者许美德教授的风采，憧憬高教的广阔天地。
第一次真正见到朱先生，是在博士面试之中。那时已是初夏，不大的教室兼会议室（大约只可容纳三十多人），简易的课桌拼成一围，老师们随意地围坐着。几位考官中，我一下“猜出”哪一位是朱先生。因为他那里有一种强大的气场（不知为何，我一见到朱先生就想到，曹操即使站在帐中扮成卫士，也会被使者认出）。朱先生不像有80岁的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很多，他穿着整洁的白衬衫，中等身材，天庭饱满，地角方圆，目光深邃，说话带有扬州口音，中气十足，铿锵有力，有一种不怒而威的庄重。因而我一见到朱先生，油然而生一种景仰，也就有些“怕”他。
后来我一直“怕”朱先生，对他了解越多，越感受他的了不起，就越发“怕”他。朱先生是江苏扬州人，中学毕业于有名的扬州中学，1936年进入武汉大学读书，1937年进入延安抗大，1953年起作为主要创校者来到刚组建的华中工学院，担任副院长、院长、书记兼院长，长达30多年。他深具超前意识，胆识过人，魄力大，办学抓方向，抓中心，抓大事；抓师资建设，抓学科建设，力促学校向综合化转变。
例如，华工有“森林校园”誉，朱先生功不可没。在百废待兴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初，选址在当时还是荒郊的喻家山并圈入4000多亩的发展空间，得益于首任院长、物理学家查谦教授和副院长朱九思，以及直接负责基建工作的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当年张培刚先生从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系主任的身份调到华中工学院，负责基建工作，他以经济学家的发展眼光，力主选址在荒郊的喻家山，并采用围棋战术中先围四角的思维，在校园四角插上“华中工学院建设用地”标志（后来有钱再慢慢建围墙），使得华工校园有如此大的发展空间。后来朱九思院长在校园广种树，华工成为“森林校园”。
“文革”后期，作为书记兼院长，朱九思先生大胆进行了有名的“广积人”活动，将很多还在闲置或在劳动改造知识分子引进华工，不少人是非常有名的学术权威。1977年10月，朱九思以华中工学院党委的名义给邓小平同志写信，对办好重点大学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在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过程中，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高等学校能够发挥同科学院同样重要的作用，应该受到同样的重视；二是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实现理工结合；三是发展研究生教育。1978年，他提出：“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他认为：大学只有办成科学的中心，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才能真正成为教学的中心。
1980年开始，华工开始办理科、文科、管理学科等，在全国率先突破原有办学模式，促进大学向综合化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他瞄准世界先进办学水平，大量派遣教师出国深造，例如，后来成为校长的杨叔子院士、周济院士等，就是80年代初朱九思时代派出国深造的。这些都为华工迈向一流大学奠定了重要基础。
1983年中国高等教育学创始人潘懋元先生主编中国第一本《高等教育学》，审稿会在时为华中工学院的华工召开，由时任学校党委书记兼院长的朱先生主持。从校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朱先生扎根高教所，继续关注华工、乃至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令人欣慰的是，华工拿到高等教育学博士点、实现文科博士点“零的突破”之时，正值1916年正月出生的朱先生八十华诞。可喜可贺之中，大家说这是给朱先生最好的生日礼物。涂又光先生喜撰一联庆贺：
喜晋八旬更解大学同宇宙
独尊百艺常怀鸿业起扬州
（二）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时就在第一眼。
第一次见到文辅相先生，我就有一种亲切感。
接到朱先生的回信不久，我就去拜访文先生。一见面，文先生温和的态度、亲切的笑容，很快减轻了我的忐忑不安。他声音温和，平易亲切，温尔文雅，完全没有我想象的大教授、大博导的架子，自有一种儒雅的风度，亲切的魅力，让人如沐春风。临走，送我一本他的新书《高等教育目标论》。
第二次拜访文先生，很荣幸享受了他的家宴。那天，文先生说他家请客，顺便请我一起参加。吸引我的是文先生的书房，我喜欢他临窗的大书桌，因为我曾多次设想过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临窗的大书桌。席间，文先生说起不久前在家宴请加拿大许美德教授的情形。这是一个热情的人家，也是一个快乐的人家。后来，我不知多少次在文先生家吃饭，如讨论问题遇到吃饭时间、观看足球比赛、欢庆香港回归等等，渡过许多愉快时光。他家吃饭时，欢声笑语不断，文先生可以“呵呵呵”地笑很长时间，师母佘老师更是朗声“哈哈哈”开怀大笑。毕业后，忆起当日某道菜好吃（师母的红烧鱼做得超极好），我拿起电话就问师母，某某菜怎么做，师母笑着热情传授（写到这儿，拿起电话跟师母打过去，还是那爽朗的声音，甚是欣慰）。
博士录取之后的档案交接中，我单位的两位领导将我的档案送到华工。面对访客，文先生彬彬有礼，一边热情倒茶，我说：“我来倒”，文先生说：“你现在还是客人，下次就是主人了，到时再由你来倒茶”。走出高教所，走在气势恢宏、开阔延展、绿意盎然的森林般的校园，我的部队领导连连感叹：到底是文化人，教授修养真好；办公条件这么简陋，却这么有名，能培养博士；校园真大真美……我心中欢喜，自豪于文先生待人接物之温润，让人感到什么叫修养；也多少有些虚荣心，觉得挺有面子；心下期许，机会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珍惜读博时光。长在共和国旗帜下的华中理工大学，可是被外国专家称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
1997年春，和文辅相先生武汉东湖
第一次见到涂又光先生，我就“蒙”了。
那是在博士面试之中，我除了能猜出哪一位是朱九思先生之外，另一位能猜出的，就是涂又光先生。白发幡然，布衣王者气象，智慧的双目炯炯有神，那种道骨仙风，沉浸于学问的怡然自得，一定是缘于终身的以学术为生活方式，以学术为生命。
面试中，有一道题是让我谈谈对某个教育问题的看法。其实那时我哪里谈得上有什么看法。这之前，军事院校开展邓小平理论学习，组织各单位部门汇报学习心得，我们部门就推荐我代表单位做个汇报演讲，我就谈了邓小平的教育理论，将其总结为“一二三四”：“一”就是一个“基本点”，“二”就是两个“尊重”，“三”就是“三个面向”，“四”就是“四有新人”。这时我便“炒现饭”，约略谈了这方面的看法。
接下来，涂先生问了一个问题，我便一下子“蒙”了。涂先生的问题是：你知道或听说过“心灵习惯”吗？然后他又用英语说了“habit of mind”。部队经常讲“养成”，但对于“心灵习惯”，我还真没听说过，我便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没有听说过”。涂先生稍有沉吟，也就几秒，便说，以后多看教育哲学著作。其实，这个问题后来一直让我苦苦思索，难求甚解。
幸亏面试中我老老实实回答我的不知道，这也是“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后来我参与博士生招考面试，当秘书，做记录，亲睹有的考生夸夸其谈，自诩能填补空白，被涂先生当场反驳：“你算老几？”结果可想可知。涂先生强调，在学问面前要有敬畏之心。
见到姚启和先生之前，我以为他是年轻人。
见面之前，我拜读了姚先生的文章。印象深刻的是，姚先生写了《朱九思教育思想的实践特征》。我想当然地以为，作者应该是一位谦虚好学、尊敬长者、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待到见面，发现姚先生原来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教授，不仅如此，而且是做过堂堂华中理工大学的副书记、副校长，而且是长期担任《高等教育研究》主编，是将《高等教育研究》办成了非常有影响力的权威刊物。我一见，惊愕不已，油然而生出一种敬意，姚先生却淡然一笑。
姚先生白净文雅，端庄大方，朴实平和，待人真诚，毫无领导的架子，在敬意之中，让人产生一种信赖，很愿意敞开心扉跟他聊。聊天的时候，他会微笑地看着你，静静地听你聊，然后才发表他的看法。
二、相近相亲相共激
（一）
办大学就是办氛围。
学校与教师的关系，就是山与虎的关系；名校与名师的关系，就是大山与猛虎的关系。山壮虎威，虎靠山势。
文人相亲，而不是文人相轻，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这些话，是听杨叔子校长讲的，他还举了是李白和杜甫例子，认为“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是“文人相亲”的典范。李白、杜甫曾一同游历过很多地方，“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说李白的诗无人能比，“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我曾同涂又光先生一起爬学校后面的喻家山，站在山顶，极目楚天舒，涂先生讲起“自来自去堂上燕，相近相亲水中鸥”，意境自由。想来，这美好的氛围和意境，也是恩师们“相近相亲相共激”所努力追求和营造的。
1996年10月，“第六届全国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召开。这是由华中理工大学、湖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三校联合发起的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在高等教育学术交流平台不多的当年，这是全国性高等教育学术交流的平台，荟萃高教各路英豪。华工是主办单位之一，高教所的老师们，包括文辅相先生、姚启和先生等，以及年轻教师如陈敏、张晓明、贾永堂等老师都前往参加，同时也带上我这对外新招的第一位博士生去见见世面。这也是我进入高教界第一次参加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喜出望外，印象深刻，自此以后也一直对“全国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感觉亲切。
第一次去的地方往往印象深刻。这次山东之行是美的历程。一路风光无限，一路欢声笑语，一路相近相亲。
印象深的，和老师们一起去孔府、孔庙、孔林，崇敬“万世师表”“时中之圣”“金声玉振”。登泰山时，先是坐缆车上南天门（年轻老师贾永堂则是拎了一瓶小酒爬十八盘），在“五岳独尊”处，留连赞叹，体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雄伟，面对陡峭如削的峭壁，赞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不知为何，想起没有同来的涂先生，认为涂先生就是“无欲则刚”。下山时，是一路走下来，文先生、姚先生各弄了一根拐杖，行至山脚，一边下台阶一边说：“弹棉花！”，我正不知如何形容腿脚的酸痛和颤抖，觉得如此形容妙极，连呼“弹棉花！”（“弹棉花”是一种传统工艺，手工艺人将去籽以后的棉花堆放在一个平板上，肩扛一种弦弓，用木棰频频击弦，使板上棉花渐慢慢变松软，那一声声击弦特别有节奏，特别有韵味。）
1996年10月在泰山
从左至右：姚启和肖海涛张晓明文辅相陈敏
当然，曲阜会议的主题是关于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会上有不少高论，文辅相先生、姚启和都做了精彩的发言，我也是初犊之勇，在自由发言环节，举手发言。在这个会议上，还认识了著名教育家潘懋元先生。印象深的是，不少人发言中都引用了这一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二）
不被学生怀念的老师不是好老师；
不被学生怀念的学校不是好学校。
这句话是朱九思先生给我们上课时讲的，我还记得他讲这句话时一手叉腰、一手稍侧前举的情形。
念师恩，怀念老师们上课的情形。所里学风踏实，老师们讲课认真。由于是取得博士点后的第一次开讲博士生课程，大家都是满腔热情，干劲十足，努力建设博士点，真是“撸起袖子加油干”。老师们讲课的共同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强调中国高等教育特色，关注中国高等实践，但又各有特色，情态各具。
先说朱九思先生的课。
朱先生真不愧为做过报社总编，他的课名称就别致：《中国高等教育的今天和明天》。多年后看中央电视台春晚节目，由赵本山、宋丹丹、崔永元表演的小品《昨天、今天和明天》，我自然想起朱先生的课。朱先生的课堂，全所老师一起参加，包括涂又光先生、姚启和先生、文辅相先生等，都来听课。大家齐心协力，认真听讲，认真记笔记，说是要将朱先生讲课内容整理出版（幸喜，2008年朱先生92岁高龄时，他的《开拓与改革》一书出版，内中收录了讲课录的一些内容）。记笔记方面，我最佩服涂先生，他是书法家，字迹漂亮（出版社正组织出版涂先生的书法作品，真是好事）。
2002年9月，涂又光先生给我写的墨宝
朱先生的课，内容丰富。课程导论，朱先生讲他的教学安排，共设计了十个专题，如：关于苏联模式；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关于高等教育特点；关于高等教育改革；关于高等教育目标；关于教育经费；关于高等教育方向；关于高等教育改革；关于高等教育体制；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等。朱先生将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作为开场第一讲，讲到苏联模式对上个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的影响、苏联模式的优缺点等。他结合中国高等教育实践，对这个问题有着长期而深刻的思考认识，教育家那种看问题的高度和深度，非一般人能及。
朱先生讲课很有气势。年过八十，本应坐着讲课，但他偏不这样。他喜欢站着讲课，他讲的时候似在沉思，又似在目视远方，有一种对远方的穿透力。讲到激动处，一手叉腰，一手侧前举，很有一种“胸中有韬略，目光有坚定，额头有光洁，脸上有神采，通身有气度”的大气象。
一次，文辅相先生说，取得博士点之后，朱先生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又生出一些黑发来，似乎有些返老还童。我一看，可不是吗？八十老翁，花白头发，头顶处，渐生出一些黑发，亦是一奇。朱先生不知道的是，以后上课，我老注意他的头发，看是不是黑发又增多了一些。
朱先生还给学校中层干部讲了一门《大学管理的艺术》，所里老师们，包括涂先生、姚先生、文先生等，都来听课。当年高教所为学校中层干部开设高等教育管理培训班（戏称为“跨干班”，跨世纪的干部），时间在周六上午，地点在东五楼可容纳几十人的大教室。朱先生认为，办学不仅要提高教师的水平，提还要提高管理队伍的水平。其实，华工行政干部的水平还是相当厉害的，不少中层干部，甚至是一般的科长，都能在教育思想上说出个子丑寅卯。
第一堂课，朱先生阐明意义和纪律，希望大家认真对待。不久，就有一位处长“撞枪口”上了，先是出差不请假，第二次又迟到，下一堂课等着他的就是做检讨。记得那天上课一开始，那位处长先生站在讲台前，当着全班几十人的面，念着已经手写好的检讨稿《错了，就要承认》。朱先生的“严”，可见一斑。听说，不少中层干部都“怕”他。
再说涂又光先生的课。
实际上当年在高教所，日常生活中真正口头上直接称呼为“先生”的，只有涂又光先生一人。对于其他老师，大家一般都称“老师”，包括对朱九思校长，大家也是亲切地称为“朱老师”。
涂又光先生是哲学家，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得意门生，编篡过冯先生的《三松堂文集》，翻译了冯先生的英文著作《中国哲学简史》，学贯中西，学术功底深厚，别具个性。涂先生给我们讲了两门课：《中国高等教育史论》和《高等教育哲学》，他的课，所里年轻老师都来听；遇到大课，全所老师包括朱先生等，都来听课。涂先生给我们上课的地点，是学校图书馆专门为他开辟的研究室，图书馆207室，据说在办公条件紧张的情况下，文科方面，学校只专门为两位大教授开辟有专门的研究室，除涂先生外，另一位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
听涂先生的课是一种幸福，一种享受，那种通达贯通，生动形象，入木三分，很少有人能及。当年在图书馆涂先生的研究室，我们跟着涂先生研读《大学》、《中庸》中的教育哲学。一次，涂先生讲，中国的大学要办出自己的特色，不能数祖忘典，不能“端着金饭碗讨饭”。他特有的河南光山口音，抑扬顿挫，将“金”字说得重，将“讨饭”二字拖得长，表情激动。“金饭碗”，是指我们自己的家底，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本很富有；“讨饭”，是指丢掉自己的文化和特色，向人家乞讨。
课间休息，则是另一种光景，我们吃着零食，喝着茶，轻松聊天，涂先生如慈父般地亲切和蔼。涂先生有一把非常精致的紫沙壶，壶上有图案，壶盖是一个莲蓬状，是杨叔子校长赠送给涂先生的。
2004年5月在云南大学，和涂又光先生在一起
听涂先生课印象最深的，是在给华工中层干部开讲的大课堂上。第一堂课，作为课业要求，涂先生强调中国学者要读三本经典：《学记》、《大学》、《论语》，而且要用繁体字抄写一遍。他以坚定的语气、层层递进的方式说道：
“不仅要读，而且要抄；不仅要抄，而且要用楷体；不仅要用楷体；而且要用繁体；繁体字不会写嘛，查《康熙辞典》。如果连这个功夫都不下，还当什么中国学者！”
说到最后一句话，声音激昂，表情激越，气势磅礴，满头银丝下面智慧的双目炯炯有神，扫视全场，似乎能穿透人的灵魂，逼得你的灵魂开窍，灼得你的灵魂冒火。稍停，又以加长的语气，补上一句：“算了吧，别丢人了！”这时如果有个惊堂木，他一定会重重拍下，让人振聋发聩。当时整个教室变得异常肃静，似乎掉下一根针都能听到！
涂先生太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了，他是以整个生命来教学。对于有人上课不认真听讲，涂先生撵他出教室，也就不难理解。被撵者当然不敢真的离开，只能站在走廊上继续听课。针对有些人不仅不理解，反而轻薄和误解中国传统文化，涂先生“长太息以掩涕兮”，他会伤心，痛心，恼火，动怒，甚至情绪激动地“骂”人，“骂”得最厉害的是：“不是人!”在涂先生看来，教育的功能，就是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如果不如此，就不是人，就是禽兽，甚至“禽兽不如”。
毕业后，我曾专门请涂先生来深圳，请他在深圳大学作讲座。一次讲座，座中有一位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教授，他认为涂先生的课是他听过的最有感染力的。那之后，他时常向涂先生电话请教，特为在家里装上一部录音电话机，以便将涂先生的电话录音下来。
我常常跟涂先生通电话，特别是写文章写不下去时，会跟他打电话，他的一席话总会让人豁然开朗。我曾说，我跟涂先生有“心灵感应”：2012年初秋，涂先生生病住院，我的脚骨折受伤；我说等脚好些，我就回武汉，有人说恐怕等不及，我说涂先生会等我的。等到脚虽然没完全好，但可以走路了，我便在家人的陪同下回武汉。涂先生知道我带着孩子来看望他了，当晚涂先生走了。那晚，武汉下着沥沥小雨。虽然涂先生曾有叮嘱，走时静静地，“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但江城的雨为他送行。雨润大地，正如杨叔子校长在他病中去看望他时他们所谈的“中国文化不会忘”！
再说姚启和先生的课。
姚启和先生给我们讲《高等教育管理》。姚先生的课朴实严谨。姚先生讲课的时候，条分缕析，如剥竹笋，一层层分析，一层层递进。例如，他讲：面向新的世纪，高等教育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就要进行高等教育改革；而要进行高等教育改革，思想的变革是先导；在思想变革中，什么又是先导呢？再如，他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规模必然要扩张；那么，扩张是怎么个扩张呢？是积极扩张，还是稳步扩张呢？……这时，还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夕，有些人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离中国还远，姚先生却以超前的眼光来研究这一切。
姚先生讲课中，会一边右手食指向前伸，一边配合着头部动作，或点头、或歪着头，或者脖子稍向后拉伸，极有画面感。下课后，我们常模仿姚先生讲课，但谁也学不像。印象最深的，他给我们讲到大学管理时，说要认识大学的组织特性，引用一个经典术语，说大学是“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他结合高等教育实践和大学的学术自由，差不多讲了一个上午，让人印象深刻。我后来经常想起这句话，以及姚启和先生讲这句话的情形。姚先生走之前的几个月，我去看他，他那时身体很不好，但跟我谈的却是如何办好《高等教育研究》杂志事宜。
1996年10月，与姚启和先生一起在山东曲阜，孔府
再说文辅相先生的课。
文先生给我们讲《高等教育理论》，他思维严密，而又富于形象。他声音温和，讲课时娓娓道来，好像不是在讲课，而是在与学生对话；在对话中，又特别注意用字的准确传神；在传神之中，又会笑起来，很难想像他是一位学理工出身的。他经常会引用和分析一些名家名言，并打印好，分发给大家。讲到激动的时候，他自己先激动起来；笑的时候，他自己先笑起来。
例如，文先生讲到中国高等教育的目标要进行战略调整，大学要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大学教育的问题存在四“过”，即：“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过强的共性制约、过弱的文化陶冶”，他以排比的语气，一口气说出来，于温和之中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当时文先生提出针砭时弊的这四“过”，受到学界高度认同。有一次我出去开会，碰到高教司原司长王冀生教授，一见面他就考我：“你记得你老师文辅相教授说的四‘过’吗？”不待我回答，他随即就背出来了，表情得意）。
文先生给我们分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讲到“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片云推动另一片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他激动之中，让人感觉他对教育的赤诚，对学生的热爱，似乎要把心掏给大家看看才好。因而，我们都很相信他，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讲，讲到得意处，一起哈哈大笑，可以笑很长时间。
文先生不知道的是，课后我们常模仿他上课的语气，甚至在黑板上模仿他的板书。如果他知道这一点，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大概是会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当然，最包容温和的文先生也有对我生气和伤心的时候，那是他希望我能留校而我“为稻粮谋”执意南下的时候，他对我像子女，可是我性拙，不明白他的苦心。“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2011年3月8日，文先生过世时，我不能脱身回武汉，我要带感冒生病的孩子去医院，我仰望武汉的天空流泪，却仿佛看见文先生在天堂对我微笑，叮嘱他眼里粗心的我学会好照顾自己和孩子。
（三）
风雨无阻，雷打不动！
这是朱九思先生表达高教所的学术活动一定要坚持办下去的决心。
说起当年高教所的学术活动，那真是一个让人无限怀念的美好的学术世界。所里的学术活动，每周一次，多在周二、周三或周四下午，2：30开始，持续整整一个下午；地点：高教所教室兼会议室，东七楼305；活动方式：专题主讲+自由讨论。学术活动上，往往先有一位主讲人，就某个问题做主题发言；接下来，大家自由讨论。学术活动话题宽泛，视野开阔；讨论时，大家畅所欲言，思维发散，时有高论，一派热烈。朱先生经常讲，我们不仅要研究高等教育问题，要有“大教育”的胸怀，研究整个教育问题，研究中国社会实际。
当年，学校领导常来所里学术活动上谈学校改革思路，听取意见，这也体现了高教所的“有所作为，有所地位”，即“有为”和“有位”。当年，学校党委书记朱玉泉同志、党委副书记刘献君教授、学校副校长邹寿彬教授、学校副校长秦忆教授、管理后勤的、管外事的、管研究生教育的领导等，都来所里做过讲座，认真听取讨论意见。例如，党委书记朱玉泉来讲学校发展规划，党委副书记刘献君教授来讲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情况，主管教学的副校长邹寿彬教授来讲学校刚经历的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等，都是结合学校发展实际，讨论得非常热烈。
还有外请的专家，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校长洪德铭教授（西南联大出身，当过新四军，战争中腿受伤，有些瘸）、武汉大学的卫道治教授、湖北大学的冷余生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张楚廷教授、四川省社科院的查有梁教授等；还有来自美国、日本、韩国的教授等等。当然，主讲人少不了所里的老师，例如，朱先生讲“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真谛”，涂又光先生讲“论人文精神”，姚先生讲“高等教育发展与规模”，文先生讲“高等教育目标系统和培养规格”等，以及其他老师讲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等。有时候博士生也会成为主讲人，例如，我从台湾访学归来后就介绍了台湾高等教育情况。
学术活动的最生动之处，是自由讨论时间，老师们相互呼应，相互阐发，相互注解，相互争鸣，那样一种自由发挥，那样一种深刻洞见，那样一种相互共激，简直是热闹非凡的“学术大戏”，听起来相当“过瘾”，常让人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如梦方醒之感，有时想把这一切都记下来，笔记却记不过来，只恨自己写字太慢字迹太差；有时又想沉醉其中，光欣赏老师们侃侃而谈的表情就好。
例如，在听完学校党委书记朱玉泉讲学校改革思路后，朱先生就讲到，要尊重教育规律，要有思想的指引，要有哲学的思考，要发扬华工“团结奋斗，艰苦创业”精神，真有些“华工之父”的派头。姚启和先生则说：“讲得很亲切，但真正落实起来很难，关键是人事。那么，首先就要通思想。如何通思想呢？抓干部，改变机关的老爷作风，树立干部的服务意识！”话语真诚，显然熟悉行政工作。文辅相先生则说：“懂不懂大学的关系，就是懂不懂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强调要对大学的本质进行深入研究。涂先生的发言，强调中国的大学要有自己文化，自己的特色，应该办成“属于中国的大学”（university of China），而不是“在中国的大学”( university in China)，他说完中文之后，又用英文来表述，双目炯炯有神。
学术活动上，得意处，生动时，满堂欢笑，包括朱先生也会“哈哈哈”大笑，仿佛像个率性的孩子。那真是一种精神的享受，只能用“过瘾”来形容，除了“过瘾”，还是“过瘾”。这之中，仿佛有巨大的磁场，仿佛是思想的穿透力勃发，变成精神的感染力，漫过全场，变成一种温馨馥郁的氛围，让人如沐春风，而生发出生命的活力。现在想来，那温暖的场景，如家庭般的温暖，其乐陶陶。教育不就是这样吗，沉醉了自己，陶醉了他人；激发了自己，激励了他人，所以有“教育之乐”也！
后来读到柏林大学创办者洪堡的思想，不禁惊呼：英雄所见略同！
洪堡提出：若要成功地发展情境性的探索思维，就需要一种开放性结构，在此过程中，学习者被吸引来参与教师的思维。在这种充满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复杂思维活动中，教学和科研形成了一种连续发展的统一体，在不断的对话中，教师与学生结合在一起。……这样，学术活动就唤起了相互激励的美妙感受。
所里的学术活动不正是如此吗？好怀念所里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活动上精彩发言的老师们！
1998年3月，高教所参加学校运动会
学术活动结束后，陪同或涂又光先生、或文辅相先生、或姚启和先生一同回家，意犹未尽，延展刚才的话题，温馨洒下一路。高教所在学校东边，我和老师们都住在西边，我住在西十二栋博士楼，绿意葱茏的森林般的校园，走路大约20来分钟。那自在的漫步，那亲切的漫谈，那惬意的相伴，不也是诗情画意吗？不也是诗意地栖居吗？“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高空的光芒照耀人类，如同树旁花朵锦绣”。
这还不够，还有快乐的聚餐时刻。记得有一次学术活动结束后，老师们聚餐，校园大，校内有几家餐馆办得相当不错。谦让，就坐，上茶；等待，闲聊，欢笑；开始就餐，朱先生来了一句：“老话说，青菜豆腐保平安！”同时夹起一块豆腐，文辅相先生立马接上一句：“扬州富，天门穷，我小时经常吃咸菜腐乳，哪能经常吃得上豆腐？我们是‘青菜豆腐当大餐’！”引来了大家谈起各自家乡风土人情，饮食风俗，朱先生谈江苏扬州，涂先生谈河南光山，姚先生谈湖北恩施，文先生谈湖北天门等，似乎在精神上又享受了一下“舌尖上的中国”。
当然，饭间的高潮，是湖北名菜“扣肉”端上来之时，肥而不腻，入口即化、津津有味的“扣肉”，为所里每位老师所钟爱，一盘扣肉一圈轮流下来，还有多的，又被劝着、谦让着吃光（文先生曾笑说，这是“所肉”或“所菜”，因为所里每个人都喜欢，还有另一道“所肉”或“所菜”是红烧蹄膀。每次聚餐时，不是“扣肉”，就是红烧蹄膀，这两道菜总有一道是作为主菜必点的。我也跟着爱上了这两道菜。
三、天机妙处是人文
（一）
琼楼玉宇四时春，上有垂杨景色新。
日丽风和桃李笑，天机妙处是人文。
这是涂又光先生赠杨叔子校长的一首《七绝·赠杨叔子院士》。
第一次见到杨校长，我就受到震撼。
1996年9月6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学校东边，有一个可容纳上万人的露天电影院，周末放电影，一些大型的典礼活动也在那儿举办。典礼开始了，学校党委书记李德焕和校长杨叔子院士走上主席台，他们身着正装，步伐矫健，神采奕奕，一位稍胖，一位稍瘦，当他们快走到主席台中央时，突然向前迈步，立定，鞠躬，给台下的师生们鞠躬行礼。大学书记校长给师生认认真真鞠躬行礼，这种场面我以前还从未见过，我相信在场的“新鲜人”本科生、以及研究生绝大多数也都没有见过。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波漫过全场，掌声响起，热烈持久。这一行为一下子就把大家的心给抓住了，油然生出一种庄严感和自豪感。
杨校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出身，是科学家，是机械领域的权威，在国内首倡智能制造。他家学渊源，人文素养深厚。当校长后，他以科学家竺可桢为榜样，在办教育中重视研究教育、重视人才培养，从著名的科学家，又变成了著名的教育家。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学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学校的文化氛围更浓厚了，特别是学校的“人文讲座”盛况空前，反响热烈。
“人文讲座”的时间：多在星期五晚上；讲座地点：学校西五楼的117室，一个拥有260个座位的大阶梯教室。每次的讲座，教室里座无虚席，连走道和走廊上都挤满了听众。每到星期五上午，学校广播里就会播放讲座通知，上午十点课间休息，以及中午午饭时间广播响起，讲座前奏的音乐一响起，我们就会留意听广播，看看今天有什么讲座。遇到好的讲座，要先去占位子，有时下午就得去占位子。这样，三年多下来，我听了不少名人的讲座，有的讲座听下来真是过瘾。
例如，有一次去听电视剧《三国演义》里曹操的扮演者鲍国安的讲座，听讲他扮演曹操的经历，体悟到什么叫表演的艺术、声音的魅力。还有一次，去听建筑学院的张良皋教授讲《红楼梦》（张良皋教授讲过好几场《红楼梦》，如“《红楼梦》里的建筑艺术”，“《红楼梦》超前女性意识”等，讲得真是过瘾，他的讲座都要提前占座位），我突然听见身边的学生小声而激动地说：“那边是老校长朱九思！”因为他们大多听过老校长朱九思先生的大名，但很多学生并没有见过朱九思本人。我循声望去，朱九思先生真的在场，他正坐在学生中间，安静地听讲座。不说那些本科生，我都有一种自豪感。
（二）
团结好，方向对，工作实，长期干！
这是校长杨叔子院士总结学校良好发展的成功经验。
作为华工第四任校长，杨校长成功地将学校引上一个新台阶。他认为，办学，众志成城是源泉。当然，其中重要一点，就是：重视高教所！
杨校长接任校长的1993年，正好是建校40周年。杨校长提出，学校经历了“三个转变”，要继承传统，丰富发展，再上新台阶。1996年1月，杨校长到台湾参加高等教育研讨会，提出华工的“四个转变”。实际上他在1995年12月就在准备会议发言稿，还请了姚启和先生去他办公室讨论，两个整整讨论了一个上午。这“第四个转变”是：
第一个转变：由机电类工学院向文、理、工、管、生命类相结合的转变。
第二个转变：从基本教学转变到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重视为社会服务功能，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发展。
第三点转变：从原来只有本科生教育到研究生、本科生教育并重等；
第四个转变：从注重专业教育转向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相结合，在专业教育中高度重视素质教育。
杨校长非常谦和，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他从高教所老师们、特别是从涂又光先生身上学到不少，涂先生关于人文教育的理论对他推行人文教育、文化素质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持。涂先生由于曾将大量的时间、精力用来帮助业师冯友兰先生整理全集、翻译文稿，自己研究的东西虽然份量重，但数量不多，当时按照职称评审制度，涂先生是副教授离休的。敬重涂先生的学问，朱九思先生、文辅相先生将涂先生聘到高教所，在杨叔子校长、刘献君副校长等的关切下，涂先生被直接聘为教授。杨校长还讲了一句话：“谁不服，谁可以和涂先生一比！”这既可平息反对的声音，也正体现出教育家的魄力。
有一次下课后，朱九思先生让我转交一本书给涂先生，那本书正是涂先生所需要的而当时已经买不到的绝版，朱先生还郑重其事地跟我讲：”涂先生很有学问，他是教授”。我还曾就涂先生当教授一事专门问过杨校长，杨校长讲：这就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职称条例是按照一般性原则，但事情有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涂先生作为教授，当之无愧，他是“教授的教授”。他还说，涂先生是人才，可惜有些发现晚了。
杨校长与涂先生知音共鸣，大声疾呼民族文化和文化育人的重要性。杨校长有一名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先进科学，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是落后，一打就垮，痛苦受人宰割；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民族文化，没有民族精神，就会异化, 不打自垮, 甘愿受人奴役。
杨校长对他所指导的机械工程的博士生有一项特殊要求：背《道德经》，读《论语》。《道德经》不能背诵的，不能参加答辩，不能毕业。为此，他专门请涂先生去跟他的博士生们讲《老子》。当时我宿舍对门的博士生正好是杨校长的博士生，她听了涂先生的课后跟我说：“涂先生的课讲得真好，羡慕你能经常听涂先生的课”她还拉长声调，加了一句“太幸福了！”我还听说，机械学院准备在下次涂先生上课时用上摄影机，将涂先生的讲课录视频下来。当年条件有限，不知录视频下来没有，如果能录下来，真是珍贵的史料。我还知道的是，有一位机械专业的研究生，听了涂先生的课后，坚持跟着涂先生听课，改行攻读高等教育学博士。
涂又光先生曾创造性地提出“教育自身”的概念，最初公开的文字表述，就是2000年在写给杨校长的一封信中，信中讲：
教育自身是一种文化活动，在其中，人的身心，包括知情意，在智德体各方面得到发展。
按照一惯的风格，涂先生还用英文对照说明，英文更见功力：
Education-in-itself is a cultural activity，in which Man’s body-mind，including knowing，feeling and willing，develops intellectually，morally and physically.
杨校长曾多次谦虚地说：涂先生是他在高等教育研究上的“第一位老师”。2006年，在庆贺涂先生八十寿辰时，杨校长专门写过一篇近万字的长文，标题为《精辟的见解，深刻的教诲》，如果只看标题，不看作者，你绝对想像不出这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大学校长专为只比他大几岁的教授而写的。而涂先生同样谦虚地说杨校长是“不耻下问”。2012年农历六月，涂先生曾为杨校长杖朝大庆（即八十华诞）撰联：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初开八秩更展全才
2012年农历六月，涂先生为杨校长杖朝大庆撰联
（三）
民族文化是民族的“基因”。
经典须诵读，诗教应先行。
这是杨叔子校长的观点。
1995年9月，国家教委（现教育部）组织召开“高等学校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院校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地点：武汉，华中理工大学。会上，国家教委副主任周远清讲：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针砭时弊，涉及根本”，会议在华中理工大学召开，“带有现场会性质”。会上，杨校长做主题报告：《身需彩凤双飞翼——谈高校加强文化素质培养问题》，强调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在杨院士看来：科学与人文，既是一个人实现高度完美的双翼，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实现繁荣富强的双翼。双翼健劲，才能万里高飞，长空竞先。
这次会上，华中理工大学被推举为“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院校协作组”组长单位，组长：杨叔子院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则是副组长单位，副组长：北大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清华党委副书记胡显章。
1997年寒假，杨校长去北京，从国家教委领回一个任务：国家教委希望华工牵头，进一步推动全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工作，请帮起草一个有关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文件。任务领回来后，杨校长将任务交给了身为高教所所长的文辅相先生。接下来，文先生便带着我们几位博士生起草初稿。春节期间，我正月初四就回到了学校，文先生告知：有任务要干，杨校长布置的。寒假期间，文先生就带着我、年轻的贾永堂老师（也在读博）、1997级博士生李小平、刘莉莉等，进行文件起草工作。
我们这才知道，文件的起草，完全不同于论文写作，无论是思想的高度，还是文件的结构，还是文字的表述等等，站的高度都不一样，还真有一些难度。集思广益，厘清思路，分工合作，查阅资料，撰写初稿……汇集初稿时，大家一起逐个问题论证，逐句逐字推敲；得意处，不忘相互赞叹，或打趣一番，也算是一张一驰。之后，文先生将稿子交给杨校长，又修改加工。那阵子，我们在文先生家吃饭不少，师母佘老师开玩笑说：“这个杨校长，只让干活，没有报酬，也不管饭！”其实，我们从老师们那里早就传承了一种忠诚和奉献的传统：只管干活，不讲报酬（杨校长后来作为深圳大学双聘院士，将报酬设为奖学金，他自己分文不取）。
1998年4月，教育部颁发《关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正式文件，其中提到：
大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文化素质是基础。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和观念的体现，不是一种教育模式或分类。
这样熟悉而清晰表述，吸收了我们起草的内容，更包含了杨叔子校长和文辅相先生的教育观念。
1998年10月，教育部成立“全国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会主任，杨叔子校长。这是华工的骄傲。
四、更解大学同宇宙
（一）
外塑美丽的环境，内修美丽的心灵；
教化美丽的人性,享受美丽的事业。
以大化学，以学求大，大学之谓乎？
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大学理念研究，当时这方面的研究不多。现在想来，我能选择这样一个带前沿性的选题，离不开我所浸润的文化环境——学术空气浓郁的文化氛围，培育一种文化生活，涵养学子的气质品性。中国经典《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英文中，大学university,与宇宙universe ，词同源，气质相通。我犹喜欢涂又光先生赠朱九思先生那幅对联中的表达：“大学同宇宙”！我甚至觉得“大学”一词，本身就是个美丽的字眼，大学是永远的年轻，永远的美丽，“大学是大美之学”。
涂先生有一著名的“泡菜说”或“泡菜坛理论”。他认为，泡菜的味道，取决于泡菜水的味道，以此来形容大学要办好文化氛围。杨叔子校长强调：办大学就是办氛围，办出学术风气浓厚的文化氛围、文化校园。这也合乎荀子早已讲过的：“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若大的森林般的美丽的华工校园，本身就是一个“大学城”。沉醉其中，不时就会有些“小确幸”（小而确定的幸福）。有时不经意间，碰到大师的身影，就会有一种心灵的触动。比如，走在路上，经常能碰到周济校长（1997年7月继杨叔子校长之后的第五任校长）、刘献君副校长等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的身影，半旧的自行车挡不住那份儒雅的潇洒。还有一次，我想照相，请旁边一位气质儒雅的长者帮忙拍照，儒雅长者欣然相助，过一会儿，文辅相先生过来，望着儒雅长者远去的背影，说了一句：“你让黄树槐校长帮你照相？！”我说我不知道他是黄树槐。我自觉冒失，也不免有些得意。这就是华工的文化校园。
绿树浓阴的宽阔道路上，我陪同涂先生、或姚先生、或涂先生边散步边讨论问题，那“行走的沙龙”，真有些追寻亚里斯多德师徒在“吕克昂”学园散步时的逍遥自在，甚至更美，有时走到老师家楼下，顺便会到老师家吃饭。记得有一次，陪涂先生散步，涂先生说：“走，到我家吃饭”，见我迟疑，又加上一句：“对得起你，今天有排骨藕汤，蒜苗炒腊肉！”（湖北名菜，特别是排骨藕汤中的藕，粉粉绵绵的，湖北藕特有的味道。湖北藕中，我家乡、也是闻一多的家乡，巴河的藕，曾是贡藕）。有时候，有一阵子没去涂先生家吃饭，涂师母会主动打来电话：“海涛，过来吃饭，我今天炖了汤！”
周末的夜晚，坐在桌前用正楷字体抄写经典，享受我和经典之间相处的静谧；手写的论文（那时没有电脑），从谋篇布局到字句推敲，一字一句，不知改了多少稿。森林般的校园里，有不少石桌石凳，我和不少学子一样，常于其间看书或写东西，特别是在博士楼附近的青年园，四季花常艳：春天桃花娇艳，夏天荷花映日，秋天丹桂飘香，冬天腊梅傲雪。有时候，月光之下，“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师生们一起来个拉琴唱歌吟诵的小Party（1997级李小平兄会拉小提琴，1996级的硕士、后来到北大读博士的雷洪德兄的吟诵很棒，我可以来一点舞姿飘飘），不亦乐乎！
2003年11月在江苏南通，人文教育高层论坛会后
从左至右：席慕容 文辅相 涂又光 肖海涛
我的博士论文，凝聚了老师们的智慧和心血。文先生说：“大学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自己，咱们来做大学研究！”陪姚先生散步回家，谈起来，姚先生说：“你想研究的，不就是大学的理想吗？读纽曼！”（教育史上第一个系统阐明大学理念的是英国红衣大主教纽曼）涂先生说：“我有纽曼的英文原著The Idea of A University，要精读！”朱先生说，“这个研究好，要结合中国大学的实践，解剖麻雀”。
因为博士论文，我还去了一趟台湾。1998年5月，参加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后，台湾中原大学校长张光正先生来华工做人文讲座，讲座结束交流，我跟他说到我的博士论文，他大感兴趣，当即邀请我去他们学校访学，所有费用由他们出。这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幸运，这之前我连想都没想过。
我的博士论文也得到杨校长的指点。一次学术活动上，有老师说起，我的文风有些像杨校长。我有自知之明，不敢这样想，但我想“学”，我喜欢看杨校长的文章，喜欢听他的演讲。杨校长的文章观点鲜明，逻辑严密，洋洋洒洒，一气呵成；他的演讲，才思敏捷，热情洋溢、妙语连珠，激情四射。这些都不是一般人能赶得上的。例如，办学中，杨校长有一名言：
理科是工科的基础，文科又是理科、工科的基础；
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
没有强大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和工科，就没有一流的大学。
这是何等的见识，何等的严密，何等的才情！
重视理科，就是指要重视基础研究；没有基础研究，怎么能出原创性的科研成果，谈何有高水平的工科？人文求善，为科学指引方向，没有文科的基础，没有人文的基础，没有观念和思想的指引，如何建设一流的大学？
杨校长是个“快人”，他思维快，说话快，走路快，他是走路上下班，他精神矍铄，步伐轻快，有时会停下来主动跟老师或学生打招呼。一天，我便碰上了这种幸运。打过招呼之后，得知我是高教所的博士生和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杨校长表现出更大的热情，我也顺便进行了一次对大学校长的访谈，为论文提供素材。杨校长还说起，论文做好后，送他看一下。
博士论文做好后，文辅相先生吩咐我将论文送给杨校长做论文评阅人（当年论文送审并没有硬性规定必须是“盲审”，也没有规定评阅人的数量，以及评审的格式和字数要求），我便将论文送给杨校长办公室。杨校长当时不在办公室，由他的秘书代为接收，这是我第一次去杨校长办公室，发现校长办公室竟是非常朴素。第二次是去拿评审结果，他的秘书将装在信封里的评语递给我。
第三次去杨校长办公室的情形，终身难忘。那时我博士快毕业了，一直纠结毕业后的去向，所里希望我能留校，我想“孔雀东南飞”。当时我们博士楼上不少同学5、6月份就去单位报到了，还能多拿几个月工资，这对长期读书的穷博士们来说也是不小的收入，我一直拖到9月份还未定下来。
一次，路上碰到杨校长，他问我毕业去向，我很不好意思，说是想去南方，他表示惋惜，邀请我去他办公室找他（文先生告诉我，他还专门为此事给文先生打过电话）。相似的情形，一次为写论文做访谈，我去当时分管人事的副校长刘献君先生的办公室，刘先生关心我的工作，说起留校的好处，语重心长地说：虽然收入不高，但校园绿化好，夏天比市内温度低2～3度，相当于每年多两、三万元的收入。
不久，我如约去杨校长办公室。当时他办公室还其他人，杨校长连忙热情介绍，拿出一本当时正风行全国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题字赠书给我，题曰：
中华儿女多奇志，
偏向悬崖攀绝峰。
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有连声说“谢谢”。那天是1999年9月10日，教师节，一个应该是学生向老师表达感恩的节日。
2002年10月在西安，和杨叔子校长在一起
后来，我看到冯友兰先生的文字，冯先生在回忆他初次见到蔡元培先生的印象，说道：
道学家们讲究一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
冯先生高超的文字艺术所表达的，不正是那天我在杨校长办公室的感觉吗？杨校长的大家气象，不就是这样的吗？“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啊！
我曾看过一个故事，说是有个知识分子回忆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给他留下的那种温而文雅、器宇轩昂、光明磊落的大家器度，他终身难忘，哪怕后来他被打成右派，受过很多磨难，但周总理这个形象给予他的精神动力是永恒的。我想，那种感觉我懂的。
2005年，我为深圳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事回武汉找杨校长，他高瞻远瞩地讲起建设好深圳、办好深圳大学的战略意义。他讲：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是邓小平“在祖国的南海画了一个圈”的地方，深圳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深圳速度”，也证明了改革开放的英明和正确。更重要的是，深圳毗邻香港，地理位置重要。从政治上来说，香港1997年回归到祖国的怀抱。而“回归”，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的回归”，这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也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建设好深圳，不仅是从经济上建设好深圳，而且是从文化上建设好深圳，包括建设好深圳大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不可小视，一定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
2007年，杨校长作为评估组长对深圳大学进行本科教学评估，我作为联络员。2008年，杨校长成为深圳大学双聘院士，这之后，他每年都要来深圳，我这个联络员全程陪同，朝夕相处，亦是人生之幸。
（二）
大学是大美之学、大志之学、大爱之学。
博士论文答辩的日子，1999年9月12日，恰逢导师文辅相先生的生日。
由于是取得博士点后的第一次答辩，为了感谢同仁支持，所里请来其他三个博士点的导师来做评委，潘懋元先生是答辩委员会主席，另外还请来了北京大学的喻岳青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薛天祥教授等。答辩委员会一共七人，阵容强大，答辩持续了整个上午，学术严谨可想而知。
当时朱九思先生还严厉地批评了我，他心里憋着火，对我毕业不留校而选择深圳很有意见（当年深圳被不少人认为是“缺文化”、“向钱看”），虽然我一直怕他，但还算发挥正常，因为我心里清楚朱先生对我好，他着眼高远为培养我费了不少心血，他是“恨铁不成钢”。记得有一次文先生告诉我，有一天，一大清早朱先生就跟他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特别讲到我的发展。难忘的是，1998年夏天，长江中下游一带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我的家乡有些受灾，我并没有跟朱先生讲起。一天，朱先生突然叫住我，递给我一个信封，内有1000元钱，这在当时是个相当不小的数目，是我读博士两个月的助学金加上其他收入(例如，当年《高等教育研究》杂志每期的英文目录是我翻译的，每期还有点翻译的稿费），我毕业后，朱先生给我写信仍是谆谆教诲，就像父母不放心远离的孩子。2012年朱先生96岁，在武汉协和医院住院，我从深圳回去看他，他仍在关心全国教育事业发展，一见面就问：深圳大学的新校长是武汉大学副校长调过去的，他干得怎么样？分别之前，朱先生虽行动不便，但执意走出病房，送我到电梯口。依依不舍中，一个轻轻的拥抱。走出电梯，我心中感叹：“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朱先生100岁时走后，我泪目，想到一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有时，还真是无巧不成书。答辩前一天，评委一行去古城黄州，路遇一人，走过来相问：“你们谈论的肖海涛是那个肖海涛吗？”说起来是指同一人，路遇者惊呼：“那是我的学生，我是她的班主任！”当得知第二天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时，班主任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也去！我明天一大早就赶过去！”“不用等到明天，今天下午就跟我们一起过去好吗？”同行中的文先生说道。“好的！”这样，第二天的答辩现场多了一位神秘嘉宾。在答辩现场，当我突然看到多年不见的大学班主任肖惜老师时，既惊且喜，“您怎么来啦？！”当年班主任在复习备考武汉大学研究生过程中，意气风发，同时鼓励正在读大学的我将来也要考研究生，还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一句话：“否则就对不起一个人”，我傻傻地问了一句“谁？”班主任说：“你自己！”
上左图：从左至右：姚启和 薛天祥 朱九思 潘懋元
涂又光 喻岳青 刘献君
下左图：从左至右：肖 惜 姚启和 朱九思 肖海涛
文辅相 涂又光 刘献君
令人欣慰的是，博士论文答辩结束后，潘懋元先生表扬了我，说我心理素质好，博士论文做得也不错（这也结下了日后潘先生收我为他门下第一个博士后的缘分）。而且，在论文审阅评语中，潘先生手写了满满三、四页的评审意见，指出特点或优点时多处标明博士论文中的页码。潘先生在评语中还特别提到：
文章深入浅出，文笔通畅，文字简淳，文风素朴，无此类文章经常出现的故弄玄虚、摆花架子，或文义曲迂，晦涩难读的流行毛病。
当年的博士论文评审，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评委们从学术出发，评审相当个性化，很有些“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味道。例如，北京大学的喻岳青教授，在评语中高度评价华工的办学理念和文化氛围，所以我的博士论文里就体现出华工重视人文教育的特色。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张楚廷先生的评语则非常俏皮，第一句就说：这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涂又光先生评语，阐释了何为论文的创造性，他说：
在学术发展史上，集成与创造（creation），集成与创新（invention），同其重要；至于今日中国之人文学术，倘离继承而言创造，离集成而求创新，则都是空谈。集成亦创造，所以我说此篇论文是有创造性的集成型著作。
杨叔子校长，手写了满满三、四页的评语，指出：
大学的理想问题，实质上也是办大学的方向问题，是办大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在其主要贡献中有许多创造性的成果，可见作者博览群书，肯于思索，颇具灵性，成果丰硕。
这些都给了我莫大的鼓舞，鞭策我在“问学”路上”好好学天，天天向上“，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向前，特别是在遇到挫折时成为精神的动力（我的博士论文出版后成为国内首批大学理念研究著作，获得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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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已经写得够长了。
一是历时长。写作过程中，念师恩深重，感时光流逝，感恩的泉水涓涓长流，滋润心田。我笨拙，出活慢，却也很愿意、很享受将时间拉长。
二是文字长。不知不觉，写了两万多字。原没想到会写这么长，写着写着，与恩师们交往的点点滴滴，像电影一样在脑海回放，一个个故事冒出来，一个个情节冒出来，鲜活生动，涓涓流出，不能不写。实际上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很多故事没有写，留待日后慢慢写。
三是感恩情长。当年恩师们齐心协力，对我关爱有加，为我护航、导航、领航。“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恩师们对我的影响，何止是“传道授业解惑”而矣。他们的教化，他们的为人为学、行为风范、思想信念等，本身就是人文，就是三阳春晖，影响着弟子的待人接物、人生价值乃至命运；恩师们对我的影响，不仅是“学术的意义”，更有“生命的意义”，在我的文化生命中，流淌着恩师们精神的“血液”。血脉相传，薪火相传，我只有继其志，方不负师恩深重。
万语千言，道不尽感恩绵长。
万语千言处，平生一片心！
这里且引用一下汪国真的诗，表达无限感恩：
让我怎样感谢你，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
但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
让我怎样感谢你，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我原想撮起一簇浪花，
但你却给了我整个海洋。
……
现在，敬爱的“四老”，我心中的“四大导师”，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时常怀念他们。
值得自豪的是，可喜可贺的是，华工高教所早已发展壮大成为华中科大教科院，在几任院长刘献君教授、张应强教授、陈廷柱教授等的带领下，长征接力，薪火相传，蒸蒸日上，欣欣向荣。
值得欣慰的是，受杨叔子校长抬爱，近几年我在整理杨叔子校长的口述史，走近大师，真切感悟到一位爱国科学家、教育家的高尚境界，“我看见了高尚”，它带给我内心安静、灵魂洗礼和生命觉悟。口述史即将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最后，深深祝福深深情：
衷心祝福引以为豪的母校华中科大教科院越办越好，日新又新！
衷心祝福敬爱深爱亲爱的杨校长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肖海涛
2020年仲夏初稿、仲秋完稿于深圳半塘斋
作者：肖海涛，1996级博士，深圳大学高教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