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能欢聚一堂，

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人，

四十年前他的思与行。

他是高等教育实践家，

说大学应该研究自身，

唯如此理论才可添新。

他调配全校优势人力，

建立高等教育研究组，

高教研究创刊出声音。

他率先研究中西大学，

厘清教学与科研关系，

工科大学走向综合性。

他以教师为办学根本，

引人留才种草育梧桐，

令华工今天备受崇敬。

他招收高教研究弟子，

九博十二硕受益万人，

留下全集予后辈传承。

他经历智慧人生百年，

办华工思大学半世纪，

心系高教三十六年情。

他是华工的精神领袖，

高教研究机构创始人，

我的导师朱九思先生。

一、高瞻远瞩办高教研究

今年是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成立四十周年，是从1980年成立高等教育研究室开始计算的。但在前一年的1979年，时任党委书记兼院长的朱九思先生就在华中工学院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组；次年的1980年建立起高等教育研究室，创办了《高等教育研究》期刊；1985年建成了高等教育研究所。这就是当今教科院的前身。证明了朱九思先生是我校高教研究机构和高教研究期刊的创始人。

作为一位40多年前的大学校长，为什么想到去办一个小小的高教研究机构呢？1953年6月至1984年12月，朱九思历任华中工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兼院长。他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领悟到，大学不仅要研究科学、技术、社会，也应当研究自身：大学是怎样办的，应该怎样办？大学有哪些特点、哪些发展规律？“文化革命”后恢复运行的大学应向哪里去？作为当时的党政“一把手”，他在全校范围选择“能人”，章崇义、蔡克勇、姚启和、文辅相这些教学、科研骨干，被陆续指派到高等教育研究组、研究室、研究所任领导人。据我当今的理解，那时的研究是重在华中工学院自身的。但由于九思先生创办高教研究机构的初始触动，来源于“文化革命”刚结束的1977年，他发动全校教师进行有关“大学发展”的调查研究，组织翻译了《麻省理工学院史话》和《一个实在的轮廓——麻省理工学院》两本资料，供全校员工学习；还来源于1979年上半年他带团到美国、加拿大、日本的多所著名大学的考察经历，所以，他将这种对华中工学院自身的研究放在对高等教育国际经验的理解和分析当中。这就开辟了在这样一所区域性工学院中，“大学人”研究“大学自身如何发展”和“大学在全球如何发展”的历史。有了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之后，研究的成果怎样向社会、向学界传播呢？现今极受欢迎的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会刊《高等教育研究》得以在1980年创刊，陈昌贵教授为这本期刊的早、中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九思先生于40年前建立的高教研究机构，创办的高教研究期刊，给我们这些“后来人”，如刘献君、张应强、沈红、别敦荣这几位正副创院院长们，提供了倾力建设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基”（base）。才使得多个硕士点、多个博士点的获批成为可能，才使得我们的高等教育学成为全国二个之一的重点学科。

有许多事例体现了朱九思先生的“高瞻远瞩”，但它们更多地集中在如何将华中工学院这所地处华中地区的普通高校办成为后来的“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双一流建设大学”上。本文仅讲述九思先生“高瞻远瞩”地创办高教研究上。

二、培养人才招弟子入门

在1984年12月九思先生以近69岁之龄离开学校领导岗位后，专心在1985年成立的高教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当高教研究所1986年获批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点之后，九思先生开始了具体的研究生教学，所授课程有《中国高等教育的今天和明天》；同时招收研究生，成功指导了12名硕士。当高教研究所于1996年获批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之后，九思先生又继续在这个“点”上培养博士生。朱先生的一生总共培养了9名博士。

为什么说自1996年之后朱先生继续在这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点”上培养博士生，而我又是1993年入学的朱九思先生的博士“开门弟子”呢？我，可以说，是一个特例。

我是1977级华中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的本科生（文革后第一级），1982年1月毕业被分配到另一所高校（现今的湖北工业大学）任机制专业课教师。六年后的1988年初以华中工学院教师编制的身份调到高教研究所工作，说的是兼任九思先生的秘书。在时任所长文辅相先生的建议和推荐下，我跟随九思先生边工作边在职攻读高等教育学硕士，于1991年底答辩获得硕士学位。1993年，我向九思先生报告，意欲报考厦门大学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并已向潘先生当面提出了口头申请。九思先生希望我留在华中工学院高教研究所，没有同意我报考外校，反而建议我报考华中工学院经管系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由他本人和经管系博士生导师黎志成教授合作指导。我侥幸通过了艰难的博士生入学考试（说艰难，是因为既要考经管系的基础科目，如“线性代数”，又要考由文辅相先生和姚启和先生分别出题的“高等教育学”和“高等教育管理”这样的专业科目，其他还有政治考试和英语考试），于1993年秋季成为了九思先生的博士“开门弟子”。四年后的1997年12月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属于“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下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方向”）。这里回答上述疑问：当高教研究所1996年获批高等教育学博士点之后，朱九思先生在这个“点”上培养了8名博士生，我是在先生指导下在经管学院接受的博士生教育。

与现今的研究生导师相比，九思先生指导的研究生是很少的，终其一生只培养了12名硕士，9名博士。但他是分别在70岁和77岁高龄才“开门收徒”的。我既是他的“首位”博士生弟子，也是他唯一的硕、博都由他指导的学生，还是他唯一在华中工学院工作的博士生。但是，先生任华中工学院主要校领导近32年的成功经历，使得以万为计的华工校友都以是九思先生的学生为荣。我在先生身边工作了28年（1988-2016），直到他驾鹤仙去。我看到他是如何指导和关怀博士生的，许多许多故事，无论是我参与其中还是听亲临者述说，我至今仍在心中。如，他与博士生谈选题时既“高屋建瓴”又“从小做起”；他读学生学位论文时所用的那只放大镜；他担心学生财务或婚恋问题时的关切询问；他面对学生“诉说冤屈”时的满脸慈情，……。我感受到，他对他的每位学生都一视同仁，他把学生当做他自己的孩子，但实际上，比待他自己的四个孩子还要备加关心。

2006年2月15日（正月十八）朱九思先生九十寿诞

朱九思先生与夫人王静女士与九思先生的九位博士弟子在一起（1排右为本文作者）

1排左为谢雪峰。2排左起：刘莉莉、王怀宇、黄明东、宋秋蓉、彭志红、张珏、陈运超。

三、师生关系具遗传效应

刚谈到我的博士入门考试不易，然而，进门后的攻读过程更不简单。因为学位点所在学科和研究方向所在学科有距离，需要学管理科学的基础课，也需要学高等教育学的专业课。我37岁开始在职读博，丈夫在读博，孩子读小学，两大两少（难度大，压力大，时间少，金钱少）明显，一人要扮演多个角色。就是从那时起，“制成”了我其后几十年的半夜12点关机、早上6点起床，中午不休息的“生物钟”。四年读博中的三年在九思先生身边度过，最后一年在美国访学。先生对我的指导和关怀，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为我本人的行事规则。

第一则故事是“当学生的剪报员”。博士生入学后，九思先生建议我的学位论文研究有关大学科研问题，理由有三：大学科研非常重要但那时国内对其的研究很少；我出自工科本科，还当过高校工科教师，对大学科研有一定的了解；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高等教育与科学技术的协同发展”，对大学科研的理解可能已有某些交叉的知识点。待博士论文研究的大方向确定后，先生常常带给我惊喜的是“剪报”，当他看到报刊上的相关文章时总是剪下并尽快转交给我，留下他的批注。最清晰的记忆是，1994年某天的《参考消息》报上有一则“豆腐块”大的关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报导（这是国内出现的第一篇相关研究型大学的报纸文章），他如获至宝地剪下来转给我。这篇报导成为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与联邦政府科技政策”的“引子”文献。现在的资讯发达，不用我像当年的九思先生那样去“剪”报发给学生，但我常常发给学生们一些相关链接或文件附件，有国内国外的，也有前沿经典的。

第二是“做学生发展的推手”。1995年时，“国家留学基金委留学项目”的前身是中国政府公派项目，当时给“大文科”出国指标很少。九思先生认为我研究的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问题，坐在“家”里是查不到所需资料的，况且当时的网络并不发达。朱先生在为我写的推荐信上强调了该项目研究的重要性，研究者到美国研究型大学进行实地研究的必要性，也写到我的努力程度、英文程度、独立科研能力等。他还亲自向时任学校外事处处长的余海林老师介绍情况。几经周折，我得到出国访学一年的机会，1996年8月-1997年8月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跟随约翰斯通（Bruce Johnstone）和康明斯（William Cummings）教授做研究。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每天第一个到达和最后一个离开该校教育学院大楼。博士论文开题后出国，在美一年间完成了所需调研和研究与写作。这次出国，对我一生的学术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才有了我后面的几十次出国访学和作为中国大陆项目负责人参加国际大型合作研究的经历，如，经竞争成为美国国务院富布莱特（Fulbright）项目学者，到宾州州立大学跟随盖格（Roger Geiger）教授做研究；成为UNESCO-Bangkok亚洲国家学生贷款研究的中国首席顾问；成为20多国学者一起合作的两个有关学术职业变革的研究（2004-2014的CAP，自2014年起的APIKS）的中国大陆项目负责人等。九思先生在我首次出国访学过程中的帮助，自然“遗传”到我身上，当我1999年晋升为教授、2000年成为博士生导师后，我也竭尽全力，为博士生寻找合作教授“穿针引线”，给四位研究生提供了在外学习的财政资助， “费脑费时”地为学生们撰写推荐函，等等。

第三是“到病房探视学生”。1996年我曾因病住在校医院。有一天，在没有得到任何事前通知的情况下，九思先生到病房来探望。我，坐在病床上，先生坐在病床旁，不问学业，只问身体状况。同时，师母托先生的司机将她自家饲养的一只老母鸡送到我家，说是要给我补身体。想想看，80岁的导师拄着拐仗爬三楼，看望40岁生病的学生还送礼物，这是什么样的情谊？先生的“待生如子”给我以“遗传”性的影响。我在指导研究生的22年间（自1998年开始招收硕士生）也充满着对学生的日常关怀。这里仅列出我对学生生病时的反应：到医院探视并送营养品或资助金，以“家长”身份与管床医生交换意见，排学生轮班照顾病人等。最近的是，2018年11月28日凌晨2点，接到校医院紧急电话，我的一位来自非洲的留学生因不明病症急需转院。我“爬”起床、“冲”到校医院、“随”她坐上救护车，“赶”到市立现代化大医院。我具体做什么呢：紧握她的手给慌乱中无亲人朋友在身边的学生以安慰；紧急电话留学生医疗保险机构，报告病情并选择定点医院；推她进急诊室并挂号、签字、缴费、陪同检查。稍平稳后，病人打点滴睡着了，但62岁的导师我坐在床边却不敢合眼。一直陪护到上午的检查结果出来，转入普通病房。整个过程还充当语言翻译，以保证急诊诊疗过程不被耽误。教科院办公室的张江涛老师做了我的得力助手。

面对近年的多条推文报道，我不理解，为什么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会如此紧张？导师是为了帮助学生的成长而存在的，学生是为了知识和能力的增长而寻寻觅觅到来的。这就是“导学关系”互为成立的两面。如果导师不能帮助学生的成长，学生得不到来自导师帮助的在知识与能力上的增长，这种“导学关系”为什么还要维持？

四、我遗憾、我满足、我怀念

人总是要老的，无论他是多么地英雄好汉！也无论他对人是多么地好，多么地善！九思先生也要老，要生病，要故去。不记得是哪一年，九思先生开始经常生病，需要经常住医院了。到后来，就长期住在医院里了。朱九思生于1916年农历正月十八，1937年底22岁时离开武汉大学的学生生活奔赴“抗大”学习并投身革命，2015年的6月13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故去，虚100岁。在先生住院的多年时间里，我作为博士生中的“长生”情感在悄悄地滋生和生长。

我感到遗憾。我在心里总是惦记着先生。但我是时任副院长，同时间段在校的博士生硕士生达二十多人，一学年讲授四门研究生课程，还有申请和执行科研课题、外出讲学参会、提供政策咨询等，没有时间经常去医院探望先生。已过90岁的先生提出了“孩子般”的要求，“你一周来医院一次”。我说，“先生啊，我好忙的，做不到啊”。他说，“那你二周来一次”。我回答，“先生，我还是来不了啊”。他再说，“你一月来一次可以吧”。我说，“好的”。但是，我实际上并没有做到一月一次去探望先生。现在回想，当时的我是多么地残忍！现在是深感遗憾，真的是“亲不在，才知报恩难”哪！

我感到满足。我的经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1999年出版的专著《美国研究型大学形成与发展》受到学术界和高教管理界的欢迎，出版社一再重印。原因之一，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有关“研究型大学”的专著；原因之二，1998年5月的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提出了中国要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提出并开始实施“985工程”。那时的我仍处在风华正茂的年纪。地处上海和北京的两所中国顶尖大学分别于1999年和2000年邀请我调入。我心动了，向九思先生汇报。朱先生的回答是“坚决不同意”。不仅如此，先生还电话批评当时的校领导，说“你们连自己培养的人都留不住”。当时我是有怨气，想不通的。但现在回想起来，没有离开当时的华中理工大学、没有离开先生的身边，是正确的。

2014年5月26日，我到协和医院看望先生。先生提出，希望我能够帮忙把他的文章和讲话稿整理出版。面对一位近百岁的予我有恩的老人提出“帮忙”的要求，我真是惭愧之极，这本就是我应该主动承担的责任。于是，我放下手中的几乎所有的工作，与我指导的博士生张青根一起奋战半年多，完成了近80万字的《朱九思全集》上、下两集的编辑工作。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帮助下，这套全集全部以精装本出版发行。当我在先生99周岁生日那一天（2015年3月8日，农历正月十八）把两本《朱九思全集》送到先生手上时，他高兴、他激动、手抚着两本书，连声说，“感谢，感谢，真的感谢你”！那情那景，让我热泪盈眶，让我无法承接“感谢”二字！我理解，我所做的这项工作，是“圆了”先生最后一个梦！三个月后的6月13日，先生，走了！

我在怀念中。先生在世时，在华中科技大学每个以十年为计的校庆大会上，特别是先生到场时，只要介绍到“朱九思”的名字，都是全场起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朱九思先生不仅是我们12位硕士、9位博士的导师，更是数以万计的华中工学院毕业生的老师！我听老一辈的“华工人”说，“朱九思是华工的‘代名词’”；也有老人说，“在华工，朱九思不是人，而是‘神’”。

朱九思先生曾低调地自我总结到，“我当校长时创造性的工作主要是两件半事情：一是提出了发展的新思路，‘走综合化道路’和‘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二是采取超常规的办法广揽了一大批人才；半件事情是植树造林”。（引自《朱九思全集》扉页）

我，作为他的博士生“开门弟子”，每逢先生的诞辰和忌日就会想起他；每当我获得成就之时就会想起他；每当我的学生致谢予我时我也会想起他。我保留着先生的许多照片，特别是住院后多年中我每年给先生和师母拍的生日照。我与先生的子女们保持着联系，就像是一家人。我想，当大学校长的人，在取得的成就上要像朱九思那样；当学生导师的人，在对学生的严与慈上，要像朱九思那样！有先生作为导师，是我沈红获得的终生财富！此财富，不是钱，而是精神！此精神，已化作我永不停歇的前进动力！

借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四十周年院庆之机，献此文予我最敬爱的导师朱九思先生！

作者简介：沈红，女，工学博士。现任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4)。中国教育经济学会副会长。1988年2月至2019年9月陆续任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讲师、副教授(1995)、教授(1999)、二级教授(2009)、华中学者特聘教授(2016)。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副院长(2000-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