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迎来了它的“四十华诞”。四十年前，1980年8月华中工学院成立高等教育研究室。从高等教育研究室到高等教育研究所，再到教育科学研究院，是一段学术薪火相传、不断奋斗进取的历程。我早年有一段曾在高教室和高教所工作的经历，在教科院的“不惑”之年写一点对早期历史的回忆，讲一点我的感怀。
我1977年考入华中工学院动力工程系学习，1982年元月毕业留校，在学校党委青年工作部工作了一年多，1983年3月调入高等教育研究室。一天上午，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姚启和老师找我谈话。一见面，姚老师就说：“九思校长说了，要找几个学工科的来搞高等教育研究。”然后，他一边笑一边打着手势说：“我们商量了一下，就把你‘抓’来了。”接着，高教研究室副主任蔡克勇老师就给我讲了工作安排和要求。我就这样踏进了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姚启和、蔡克勇两位老师是我的启蒙师。在其后的工作中，我有幸参与华中工学院三十年校史的编写工作，阅读了大量的史料。这是我今天能斗胆提笔，讲述我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但却十分重要的那段历史的一点勇气。【《华中工学院三十年（1953—1983）》校史稿1984年完稿之后未正式刊印出版，但在学校档案馆留有打印稿本。打印稿本扉页上印了几行字：此稿由姚启和、蔡克勇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姚启和、蔡克勇、冯向东、王小梅、邹勇、曹安利、陆家希。】
1977年暑假中，华中工学院党委组织了700余名教师干部，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学校图书馆检索、走访兄弟高校、与海外亲友联系等）查阅了2.4万份国内外科技文献和图书资料，顶着酷暑写出了104份近54万字的调查报告，内容涉及到各学科、专业在国内外的发展现状，国外一些著名大学20世纪七十年代在专业设置、师资水平、教材内容、实验手段、科研方向和成果等方面的情况。在此基础上，1977年10月学校开始编印《调查研究资料》（到年底共编印19期）分发至各系、各部门，并要求各单位认真研究，找出我们在办学水平上的差距。1978年4月，学校向校内各单位印发了一份两万字的材料《我院同世界著名理工科大学的差距和赶超的主要措施》，同时上报了教育部。为了让全院教师干部了解美国MIT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学校还先后翻译了MIT在1977年编写的《一个实在的轮廓——麻省理工学院》（李再光教授译，1978年）和介绍MIT发展历史的《麻省理工学院史话》（曹华民教授译，1980年），在校内印发人手一册。那段时间里，在兄弟高校中就流传着一个话语——“华工要办东方的MIT”。
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朱九思校长在大会的书面发言中提出“要使科研工作走在教学的前面”。1980年7月10日，朱九思校长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对目前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的我见》。文章说：“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希望把我们学校办成以理工为基础的综合大学。这就不仅要实现理工结合，而且要把实际上已经开始的文科和经济管理学科加以扩大。”围绕着“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和“理、工、文、管结合”这两个主题，学校以“华中工学院高等教育研究组”的名义连续在《光明日报》和校报上发表了多篇论述文章。1980年10月，华中工学院制定了《今后十年的规划与设想（草案）》，这是一份在学校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献，关乎学校未来发展格局的若干重大战略举措，就是在这份《设想》中提出来的。在《华中工学院三十年（1953—1983）》校史稿中，我写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的这段历史，用的标题就是“浓墨重彩绘蓝图”。
我提及这段历史是想说，那是一个解放思想、催人奋进的年代，是一个高等教育改革大潮奔涌向前的年代。朱九思先生是带领华中工学院锐意改革进取、规划发展战略的教育家。华中工学院高等教育研究室是在高等教育改革的大潮中“应运而生”的。姚老师和蔡老师作为这场改革的参与者，在改革的进程中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是学校高等教育研究的先行者。高等教育研究室成立一个月后，1980年9月学校就编辑出版了《高等教育研究》杂志（内部刊物），1982年杂志获得期刊号开始以季刊在国内公开发行，姚老师任杂志主编。学校在相关文件中明确指出，成立高等教育研究室和出版《高等教育研究》杂志，目的是“为了研究我国三十年来高等教育的重要理论和实际问题，总结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探索高等教育的规律，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
二
草创惟艰，高等教育研究室和《高等教育研究》杂志编辑部成立时，不仅专职人员少，办公条件也很简陋。我1983年看到的是，高等教育研究室有一间资料室，放了几排书架和几张书桌，供老师们查阅资料；杂志编辑部有一间办公室，中间摆放了一张大会议桌就兼做会议室用。因为姚老师既是研究室主任又是杂志主编，所以许多会议都是姚老师主持合起来开的。会上讨论的问题，大的如国家高等教育改革中的热点，小的如某个具体的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某期杂志的重要专题等，有时也传达文件、布置具体工作。除了研究室和编辑部人员外，教务处教研科的老师、相关项目的负责人等，有时也来参加会议。参会者来自不同的单位，但大家都很熟悉，所以会议的气氛比较活跃，有不同意见的陈述争辩，有幽默插话引起的笑声，此起彼伏。姚老师一般都是提出会议主题后先听大家讲，然后做总结。
我刚进入高等教育研究室的那一年，有两个小故事可以讲讲。
华中工学院要办理工文管结合的综合性大学，创办文科专业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那个时候，学校要办任何一个专业，都要向教育部打报告申请，等待审核批准后才能开办和安排招生计划。1980年，学校经教育部批准设置了科技英语专业。其后，学校就谋划要办新闻学专业，利用学校的工科优势，培养能够从事科技新闻采访、编辑和写作，熟练掌握现代通信工具的新闻人才。为了能够获得批准，学校不仅给教育部打报告，而且向主管新闻工作的国家广播电视部呈送报告函，希望得到理解和支持。（当时的高等教育还是“部门办学、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广电部下辖的几所学院培养各类新闻人才。）1983年5月还是6月记得不大清楚了，姚老师（时任学校秘书长）代表学校去国家广电部向部领导面呈报告函，我陪同他一起去北京。在广电部的一间办公室见到了部领导，姚老师递交了报告函，并就学校办新闻学专业的构想、现有条件和筹办措施等一一汇报。部领导很爽朗地表示理解和支持，并且风趣地说：“你们华中工学院要办新闻学专业本身就是一个新闻。”经学校努力，1983年获批设置了新闻学专业，当年开办了干部专修科，1984年开始招收本科生。
潘懋元先生主编的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1984年7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高等教育领域和高等教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件事。这本书正式出版前，1983年11月教育部高教一司委托华中工学院朱九思校长主持召开该书稿的听取意见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就是在华中工学院的“专家招待所”开的。我当时参加了接待专家和会议服务工作，第一次见到潘懋元先生。我们学校有朱九思校长和蔡老师参加会议，专家中我认识的还有武汉大学的卫道治教授、湖北大学的冷余生教授等。九思先生在座谈会上对潘先生的探索精神和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其后《高等教育学》出版时为该书作序。这次座谈会，无疑加深了两位先生的相互了解和情谊，在华中工学院高等教育研究室和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后来我们学校申办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工作，都得到了潘先生和厦门大学的大力支持。
我进入高等教育研究室的第一年，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姚老师和蔡老师启蒙我、培养我的方式，就是学术研究中的“师带徒”方式。一是让我跟着他们参加校外的各种学术研讨活动，他们受邀到兄弟高校讲学也带我去旁听；跟着他们参加校内一些单位的座谈调研、整理资料，向九思校长汇报工作接受任务等。我不仅通过这些途径加快了对“如何研究高等教育”的感知过程，而且能够近距离观察老师的言谈举止、待人处事的风格，耳濡目染受益匪浅。二是提出要研究的问题，给我十天半月的时间，我赶紧做功课，到了约定的时间向老师汇报。我记忆中的印象是：姚老师谈问题高屋建瓴，思维严谨，带着浓重的湖北恩施口音，每每到了问题的关键处，他的点评言简意赅、鞭辟入里；蔡老师谈问题视野开阔，思维敏捷，讲一口“海南普通话”，通常以“我是这样看的”商量口吻开头，然后收放自如、娓娓道来。这种师徒“一对一”的对话讨论，让我如坐春风。三是要我这个“工科生”抓紧学习与教育和教育研究相关的知识，好好补课。姚老师告诫我，要注意理工科和文科在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上的差异，相互借鉴不可偏执。一天，蔡老师把我领到他家中，我看见他那间不算太宽敞的书房，中间摆了一张书桌，四面墙壁除了门窗占去的地方外全是放满了书的书架，一直贴近天花板。他对我说“读书的面要宽一点，要多读经典”，并告诉我如果要想借书“尽管开口”。我在后来的读书学习中不敢懈怠，很怕愧对老师的期待与教诲。回想起那段宝贵的时光，两位老师这样带我，也是“天赐良机”，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高等教育研究室除了主任、副主任和一位负责资料室工作的曹安利老师之外，就我一个徒弟。
这里我讲两位老师是如何关心扶持我这个学生的。
我毕业留校工作时，住在“教三舍”（集体宿舍）。为了让我安心工作，免除后顾之忧，姚老师亲自写报告给学校，为我申请分配家居房。学校在不违背政策原则的范围内给我这个留校工作仅三年多的教师安排了“过渡性”家居房。从那以后，我就加入了学校教职工的“大棚车队”，随着职称逐级晋升，隔一段时间就用车拖着家具从小一点的房搬到更大一点的房，直到搬不动了为止。
1985年初，蔡老师跟我说，由他和我一起将华中工学院开展了多年的“第二课堂活动”从教育思想上梳理总结一下，写点东西出来。我在学校党委青年工作部工作的那段时间，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大学生中组织各种讲座、竞赛、读书报告会和社会实践活动，编辑《大学生学报》刊登大学生的论文和科技创新成果等，有一点点实践的经验。蔡老师提出核心概念、基本观点和总体框架，我做一些教育思想史的梳理、对核心概念的阐释和对教育理念的辨析等。几经打磨，最后由蔡老师定稿，共同署名发表了一篇文章《第二课堂的产生是教育思想上的一次变革》。（载《高等教育研究》1985年第4期）这篇文章既是师生合作的成果，更是老师为学生前行铺路的“石头”。此文发表后，受到比较多的关注，人民教育出版社向蔡老师约稿，希望成书。尽管蔡老师不久之后就离开学校了，还是带着我一起完成了一本小册子，《大学第二课堂》由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4月出版。
三
1984年底，朱九思校长（兼党委书记）退下领导岗位，华中工学院新一届党政领导班子上任。1985年3月，学校决定成立高等教育研究所。因姚老师担任了学校副校长，不再在高等教育研究所任行政职务，继续担任《高等教育研究》杂志主编。蔡老师任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我被任命为副所长。学校还为高教所配备了一名秘书陈海春。
高等教育研究所成立伊始，蔡老师就对我说，要延揽人才，充实教科所的专职研究队伍，为申办高等教育学硕士点作准备。随后，高教所向学校申报招聘教师并获学校批准，向校内外发布了招聘信息。蔡老师把与应聘者联系、面谈的工作交给我，我向他报告与应聘者初步交流的情况和建议，请他与应聘者面谈后最终决定是否聘用。我与蔡老师商议过，当时的设想是坚持学校“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办学特色，将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引入高等教育研究中，在队伍建设上尝试一下走多学科交叉的新路子。
我接待的第一个应聘者，是来自湖南怀化师范学院的顾清扬，学数学的。他当时已经被录取为北京大学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生，1985年秋天入学时要交1万元的委托培养费。顾清扬向我讲，他希望作为华工高教所的教师去报到注册，攻读完学位后回华工高教所工作，请高教所向北京大学交纳委托培养费用。蔡老师与顾清扬面谈后，同意按招聘录用、委托培养的规定程序办理相关手续。在顾清扬提交书面申请和承诺及相关材料后，我写报告报学校审批。当年顾清扬就作为华工高教所的青年教师顺利地进入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陆续招聘到的人员中，有赵炬明、杨宽仁、陈敏、陆跃峰、李逢玲等人，他们分别来自哲学、中文、力学、控制、通信等学科专业，都不是教育学的“科班出身”。稍晚一点，学校机构调整中，原来隶属于学校党委青年工作部“思想品德教育研究室”的张晓明、宋雯、曾平等人也加入了高等教育研究所。
高教所有了一支专职的研究队伍，充满了勃勃生机。那时没有对教师的“量化考核”，也没有规定学术研究的“成果指标”，为学科队伍的建设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制度环境。我从自己踏入这个领域的经历和感受，向大家提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希望大家加强学习，尽快进入“高等教育研究者”的角色。采用的方法就是组织读书和讨论，鼓励不同观点的争论并坚持学术上平等交流的原则。二是希望大家发挥各自的学科基础优势，在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方向上形成合力；同时也充分尊重每个人的学术性向，可以自主地选择研究问题和研究方向。当年招聘的教师中，若干年后有些人出国了。在出国人员中，赵炬明长期与高教所、教科院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在学术研究上也贡献了不少力量。十几年后我与他又走到一起时，我曾多次向我的学生诙谐地介绍“加籍旅美华裔学者赵炬明先生”。
那时，我给自己定下的研究课题中有一个就是：在学校已经确定了建设“理工文管结合”的综合性大学战略目标基础上，探讨“如何在办学中实现理工文管结合”的问题。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我牵头与几位教师一起署名发表了《理工科院校办文科的指导思想》，刊登在《高等教育研究》1986年第2期上。文中提出了“坚持以应用为主、以交叉见长，建设和发展新文科”的观点。“以应用为主、以交叉见长”后来被写进了学校文科建设工作会议的文件中。过了几年，我梳理了从华中工学院到华中理工大学理科建设的材料和办学理念，在形成初稿的基础上，拿着初稿听取化学系徐辉碧老师、数学系齐欢老师的意见，几经修改后联合署名发表了《理工科大学如何办理科》，刊登在《高等教育研究》1990年第1期上。其时，我已经调离高等教育研究所几年了，但总觉得“夙愿未了”不能忘怀。
1985年暑假期间，蔡老师被教育部“借调”，参加教育部新设立的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住在北京西单皮裤胡同的教育部招待所中。他安顿下来后，就给我打来电话，告诉了我与他联系的方式。过了一段时间，蔡老师被正式任命为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1986年才把家搬到北京。1985年9月学校领导找我谈话，让我作为副所长主持高教所的工作，学校分管高教所的领导还是姚老师，工作直接向姚老师汇报。
国庆节后不久，蔡老师打电话要我去北京。我到了蔡老师下榻的地方，他告诉我，他已经安排好了，让我去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副部长郝克明，谈学校申办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事。我在皮裤胡同找了一间离蔡老师住的地方很近的旅店住了下来，按照与蔡老师商量的几点赶紧写口头汇报的提纲。第二天上午，蔡老师带我进了教育部大楼，来到郝部长的办公室。蔡老师把我介绍给郝部长后，我就说：“郝老师，我们想申办高等教育学的硕士点，学校派我来向您汇报。”我刚说完这句很“正规”的开场白，郝部长就笑了。她说：“老蔡已经跟我说过了。”蔡老师在一旁笑眯眯地不做声。后面就是非常轻松的谈话了。郝部长很谦和，也很健谈。她问了一下学校的情况，谈到了应当支持新的学科点建设等，最后要我们抓紧时间写报告提交给学位办。从郝部长办公室出来后，蔡老师嘱咐我，一定要赶在学位委员会召开评审会议之前把全部申报工作做完。当天下午，蔡老师让我去北京大学拜访汪永铨和厉以宁两位先生，也是蔡老师与他们先约好时间的。我认识汪永铨先生，他与蔡老师是多年的老朋友。汪先生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是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创始人。我告诉他我向郝部长汇报的情况，请他多指教、多关心我们。汪先生心宽体胖，笑口常开。对于华中工学院申办高等教育学硕士点，他说“是水到渠成的事”，他积极支持。我去拜访厉以宁先生，向他请教关于教育经济学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考虑到下一步可能在高等教育学硕士点上设教育经济学方向，请厉先生多作指导。从北京回学校后，我向姚老师做了汇报，然后就召集高教所的全体人员商量如何做好高等教育学硕士授权点的申报工作，做了人员分工，按照“倒计时”方式排日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如期完成了申报工作。
1985年接近年末时，在学校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姚老师与南京航空学院和湖南大学的两位校领导聚到了一起，三人谈到了如何让高等教育的学术研究更加深入扎实，避免浮华空泛这一话题。于是就酝酿我们三校共同举办“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邀约大家开展学术交流。他们讨论到这时，姚老师就叫我去了。我看见三位领导披着大衣，一边散步一边聊，谈兴正浓。姚老师要我按照他们讨论的意见做一点前期准备，我接受了任务。很不凑巧的是，南京航空学院的刁副院长阑尾炎发作，连夜赶回南京治疗。后来的筹备工作一直在推进，决定第一次“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1986年11月在湖南大学召开，以后每两年开一次，由三所学校轮流举办。第一次“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如期举行。湖南大学成文山校长的致辞，是一篇精彩的脱稿讲话。简短的开幕式后，姚老师主持学术讨论。这次会议与此前一些学术研讨会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是，会议主持人安排同一个专题的两种不同意见轮流发表，与会者都可以即席举手发言，气氛非常热烈。也许是多年来很少看到这种生动活泼的学术讨论，每次会间休息时，大家都意犹未尽，三三两两继续“商榷”。1987年第1期《高等教育研究》杂志上刊登了署名“成仓”（可能是陈昌贵的笔名，但我没有机会与他面证）的《高等教育思想专题研讨会综述》。2006年，湖南大学举办第十一次“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我作为20年前第一次会议的参会者在开幕式上讲：20年前三校联合举办“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就是想倡导学术研讨会上多一些学术、少一点“官气”，多一些真知灼见、少一点八股文章。
1986年我们获得了高等教育学硕士授权点，成为全国继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之后的第4个、也是理工科高校的第1个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如果说学校高等教育研究室是在高等教育改革大潮中“应运而生”的，那么也可以说，获得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就是在高等教育改革大潮中奋勇搏击“乘势而上”的。作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成果，这里面凝聚着包括九思先生、姚老师、蔡老师等在内的一大批高等教育的改革者、建设者十年奋斗的业绩和贡献。
当高教所还在忙着为硕士点选聘指导教师、编制培养计划等工作时，我又接到了蔡老师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蔡老师告诉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推进专业学位制度的建设，其中工程硕士是一个重要的专业学位，要挑选若干高校与大型企业合作培养工程硕士。他还说，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承担了一项国家课题《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培养途径多样化研究》，会分解为若干个子课题，华中工学院高教所可以依托学校的工科优势，研究如何培养工程硕士。我就请蔡老师将子课题申报表赶紧发来，我们马上申报。又是一阵密锣紧鼓的申报后，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给我们下达的课题是“机电类高层次人才培养途径多样化研究”，我任课题组组长。
1986年秋季开学后的第一周，我去见黄树槐校长，对他说：“黄校长，请您给二汽的陈清泰总经理写一封信，表示我们学校希望与二汽联合培养工程硕士，我拿着您的信，带几个人去二汽洽谈合作事宜和开展前期调研。”黄校长笑着说：“我正要找你谈话。你不要去二汽了，学校要安排你新的工作，任命通知就在我桌子上。”说着，就递给我一份文件。这可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事，但我也知道这是我应该服从组织安排去做的事。回到高教所，我把赵炬明找来告诉他：“课题组长我不当了，也不在课题组里挂名，由你来当课题组长，完成好这个课题。”
1986年9月，文辅相教授任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带领着大家继续创造新的业绩，书写着新的历史篇章。
四
离开高教所后，我要求自己在做好岗位工作的前提下，努力笔耕不辍。1986年底至1996年底的十年间，我总共写了12篇论文和1篇“专题笔谈”，先后发表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上海高教研究》等杂志上，1996年10月投给《教育研究》的第二篇文章《学生素质与文化底蕴》1997年9月刊出时我已经在新疆了。除了带过几名高等教育学的硕士生外，有机会也参加一些高教所的学术活动（包括参加第二次和第三次“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高教所1995年申报高等教育学博士点时，我是学科队伍中的一员。1996年，高等教育学博士点获批后，校长杨叔子院士告诉我，根据校学术委员会的决定，我通过“特审”程序晋升教授职称。1997年2月，我作为援疆干部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委员会履职，2000年初回到学校。这一段在新疆工作的经历，加深了我对教育与文化的理解，是我人生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刚回来不久，九思先生就要我到教科院给博士生、硕士生做了一次《新疆的教育发展与改革》讲座；姚老师要我写一篇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文章，我就写了《教育要为西部大开发服务》，刊登在《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5期上。2001年我开始在教科院承担指导博士生的任务，直到退休。
在编写华中工学院三十年校史时，我知道了学校印发过《麻省理工学院史话》，就请曹安利老师帮我找一本。拿到这本书，我如获至宝。许多年后，我碰到了翻译此书的曹华民教授，询问他还能否找到原著。他不无遗憾地回答我“无法找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史话》写得生动清新，在记述学院发展历史的史料中，穿插了一些小故事，就像在历史长河中泛起的朵朵浪花。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曾担任麻省理工学院院长的卡尔·康普顿，在一处旅游露营地的标牌上看到一句提示保护环境的话，觉得可以作为他和夫人在人生历程中的座右铭。这句话就是：“在你离开每一块营地时，它都应当比你初到时更加美好。”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也曾在高教所、教科院的不同场合中多次复述过这个故事，勉励大家也是自勉，无论在人生旅途中的哪块“营地”驻足耕耘，在离开时都能留下一片绿洲。“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我想，40年中，每一位在高等教育研究室、高等教育研究所、教育科学研究院这块“营地”驻足学习、工作过的人，都曾为它“更加美好”努力过，在离开时也会因为它“更加美好”而备感欣慰。
2020年8月10日
作者简介：冯向东，男，籍贯湖北，1947年11月生。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原副校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7年2月至2000年1月在新疆教育厅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