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17年前在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读博的岁月，历历在目：令人尊敬的知识渊博的师长，富有青春活力的激情洋溢的同学，力争上游你追我赶的学习氛围……无不让人感慨感动。尤其让我难以释怀的，是如慈父般引领我学术前行的导师文辅相先生。文先生虽然离开我们9年了，但他的耳提面命、音容笑貌，犹在眼前。想起他时，心会酸楚，眼会湿润，不仅感动感恩，也会心存愧疚。文先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界众人尊重的前辈，是弟子们永远追随的学术灯塔。他的为人做事，影响着我们的一生。不知怎地，耳边总会想起罗海鸥师兄写的那句话：“叫我如何不想他” ……

2000年文先生（左一）和我在深圳大学

慈爱如父

文先生人如其姓，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尽管是我们尊仰的大家，但非常谦和低调，对待身边的人和我们这些弟子，宽厚包容。在我们的记忆里，好像先生没怎么发过火，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这让我们如沐春风，和他在一起，会比较放松，思想火花也会时常迸发出来。

认识先生远早于2000年读博时。1994-1997年我在厦门大学高教所读硕士时，文先生就经常受邀到厦大讲学或是主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先生温文尔雅的谈吐和渊博学识让我们这些晚辈佩服，身边的同学也都很喜欢这位笑眯眯的前辈。后来我硕士毕业到深圳大学高教所工作，文先生也经常到深大学术交流。见到他，总是感到特别亲切。我本科就读的是师范大学，硕士就读的是综合性大学，因为我主攻方向是高等教育研究，不同类型的大学经历，有助于不同学术文化的碰撞，提升自己的学术研究水平。所以在准备读博时，我就想选择理工类的华中科技大学（当时校名还是“华中理工大学”），也想投师文先生。我将想法告诉文先生后，先生很高兴，表示欢迎。

接下来的备考，文先生给予了很多指导。师兄师姐们对如何考博都给予了悉心指导。在此期间，已经在教科院任教的厦大师兄张应强、别敦荣都给予了很多指点。我自己也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考博机会，认真复习备考。最让人难忘和感动的是，我考前一个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参加英语辅导班时，租住在学生宿舍四楼。学习期间，我给文先生打了一个电话，希望能去拜访他。他说“我来看你”，我说“使不得”，但先生坚持要来看我。在一个下午，他专门爬四层楼梯，到我宿舍看我。这让我受宠若惊：一是老师来看学生，我承受不起；二是文先生身体不好，63岁的年龄，拖着病体扶着楼梯一步一步爬到四楼，到四楼和我说话时已是气喘吁吁。这真的让我承受不起，这么好的老师，让我除了感动就是无地自容。那一刻，就觉得先生如慈父，爱生如子，爱才惜才。尽管还不是先生的弟子，但暗暗下定决心，一定不辜负先生的厚爱，一定要考入教科院。结果还好，那年全国68人报考教科院，我总分第二、专业课第一，顺利考入了教科院，能堂堂正正成为先生的博士生了！

这里有个小插曲，刚入学时，别敦荣副院长找到我，希望我能从委培生转为统招生，博士毕业时可留教科院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我经过思考并征求了文先生的意见，还是想回到处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大学从事高等教育研究。我将我的想法报告了别老师并表示感谢，别老师也非常理解。

文先生和弟子们就像一家人。我们经常会到先生家里喝茶聊天，听先生谈人生谈如何才能做真学问。先生的家庭非常和睦，师母佘老师也是非常和善健谈。我们在先生家里谈天说地，经常是笑声不断。我们有时也会和先生一起吃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先生也会开开玩笑。先生会对朴雪涛同学说；“你们东北人很会唱二人转，雪涛来一段吧”。记得先生的儿子结婚时，我们也会像家人一样帮忙，忙里忙外，亲身体会一下武汉的婚嫁风俗，很开心。

治学严谨

文先生潜心学问，治学严谨，不张扬不浮夸，不追求发表著作和文章的数量，求真求实写大文章。我印象中，文先生的著述不多，但每本著作每本文章都精益求精，见地深刻，非常精彩。薄薄的一本《中国高等教育目标论》，我反复研读，每一遍都给我新的启发。先生率先开展的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并因此教育部让他牵头制定相关的开展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文件，直接影响着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先生的治学严谨在高等教育学术界是出了名的，也因此大家对他敬重有加。

教科院学风很好，加上文先生对我们弟子们的严格要求，使得我们更加努力，集中研讨学术成风。当时我是院研究生会学术部长，也是在读博前曾有幸在权威期刊《教育研究》上发表过学术论文的学生，所以在同学中还有一些影响力，就组织了全院博士生、硕士生自由参加的每周一次的学术沙龙。学术沙龙上大家围绕一些话题各抒己见，相互启发。同时我们还会围绕某位同学写的准备投稿的论文点评提意见。一年过后，大家都认为从中受益良多，江新华博士应该是受益最多、进步最大的，从刚入学对学术规范和发表文章不甚拿手到论文被期刊频频采用，那可真是让他自己有点“飘飘然”，我们也为他感到骄傲。值得一提的是，华中科技大学作为武汉地区的高等教育研究“领头羊”，不仅要在教师学术方面领先，还要在学生学术开展方面发挥辐射作用。在陈敏老师指导、协调下，院研究生会学术部牵头组织了“首届武汉地区教育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武汉大学高教所、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武汉理工大学高教所、华中农业大学高教所、中南民族大学高教所等高校教育学科研究生近100人参加了会议，盛况空前，非常成功。我有幸主持会议，并会后主笔撰写了会议综述在《高等教育研究》发表。

教科院的三年，教科院和文先生真的是对我厚爱有加。教科院推荐我为当时院唯一的校级优秀学生党员、优秀学生代表，到全校做学习经验交流分享。我撰写了学习经验交流文章，因博士论文开题在鄂州集中研讨而未能到现场做口头分享。后来教科院又推荐我和另几位同学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到台湾进行学术交流，因我时间冲突而遗憾难以成行。但我内心着实感激，教科院对我的培养和爱护。爱你们，教科院的老师们！爱您，文先生！

博士论文的选题是非常严格的，它直接决定着博士论文的成败和能否顺利完成学业。我秉承了先生严谨的治学作风，我硕士时是研究大学课程论的，所以博士论文选题希望还能进一步研究课程和教学论，探究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当然也结合现实问题，我选择研究大学参与性教学。我想将参与式教学模式上升为一种系统的参与教学理念，构建一种新的理论，推行一种新的教学实践。文先生听完我的想法，非常欣赏，希望我能求真求实开展学术研究。他随后对我的开题报告提出了非常中肯细致的意见，并请海外归国的赵炬明教授作为指导我的副导师，给我的论文研究打开了另外一扇窗。

博士学位论文期间，先生刚刚做完换肾手术。尽管卧于病榻，还经常会过问我们的论文进展情况，对论文的深入开展做悉心指导。非常让人感动的是，先生在术后恢复时还认真审阅我们每一位同学的论文。我的论文近15万字，先生不仅认真审阅，还细心加了备注，密密麻麻，字字珠玑。这份修改文稿我保存至今已经17年，今天翻阅，泪水瞬时涌出眼眶。这是多么严谨的一位导师啊，不顾惜病体只关注学生学业；这是多么可敬的老人啊，爱学生胜过爱自己。我也希望，成为先生那样的老师！

文先生对我博士学位论文的批阅稿

文先生对我博士论文批注的评语

知行合一

朱九思先生一直批判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两张皮”的问题。我们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很多人很崇尚高大上的学科体系建构、学术理论研究，而对与实践密切结合、能具体指导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实践、某个大学未来发展的研究似乎不感兴趣，认为是下里巴人、不上档次。高等教育实践工作者，往往在实践工作中，需要高等教育理论指导时，却面对浩如烟海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果，难以找到合用的理论指导，只好在工作中独自摸索。这也直接造成了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相互看不起的窘境。文先生不唯理论只唯求实，他是知行合一的践行者，也应是我们不仅是理论工作者还是实践工作者都应学习的榜样。

文先生1965年华中工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80年调教务处教研科工作，此后曾任教务处教学研究科副科长、科长，教务处副处长、处长等职务。他长期担任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是教育部第一届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先生从高等教育实践工作中来，到高教所担任所长后，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工作。他是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知行合一的践行者。这种经历，注定了他的研究会以实践为出发点，以问题为导向，理论实践相结合。这样的研究成果，也必定是务实可用的，可以让高等教育实践工作者有所受益。这样的风格，也是教科院的一贯风格。教科院的院校研究领全国之先，国内外闻名，指导国内很多大学制定学校发展规划，着实让大学实践工作者受益良多。而这样的院风文风，也会熏陶我们每一位博士生，也会让我们的研究走得更远。

对于我自己来说，博士论文和自己的学术研究，实际上最大的问题，也是知行脱节的问题，这也是长期困扰我的问题。因为一直只从事研究，未做过高等教育管理和实际工作，所以写出来的论文，经常是虎头蛇尾，难以指导实践。前面理论分析一大堆，到实际操作提出建议时只能草草收场。也难怪，文先生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点评时，说了一句非常客观的话“后面部分没有前面部分写得好”。就这句话，也有同学调侃“后面写得好，前面写得更好”。让我哭笑不得。但文先生讲得确实特别对，没有实践基础，做出来的理论研究终究只能留在纸面上，很难用于指导实践。

待到我2002年到深圳市教育局工作，至今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18年，才深深体悟到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很严重。高等教育实践是特别需要理论作指导的，而我在实践中面临困难需要寻求理论指导时，很难找到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只好自己组织团队研究解决。在深圳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十多年中，我是深度参与和见证者。深圳高等教育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被称为“短板”到国内外瞩目、被光明日报称为“高等教育版本的深圳速度”，这其中经历了很多我们针对现实问题开展的研究和独创。我也亲身参与并用成功实践，颠覆着一些诸如“在中国内地不可能短时间内办成高水平大学”、“世界上从未有异地办大学成功的案例”等偏颇的观念。这些都得益于文先生和教科院给我们的知行合一的训练，现在再回首看看自己的博士论文，确实感到理论有余、实践不足，先生的话太对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看来我还能进步。如果先生能看到学生现如今参与的知行合一的高等教育践行成果，或许能得到一丝宽慰。

先生对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近些年，教科院也组织撰写了一些追忆先生的文章，因多方面原因加之先生在我心中位置之重，我迟迟未敢动笔。2011年先生仙逝刚好我又负责在深圳召开的世界大运会有关工作未能参加先生追悼会，这一直成为我心中之痛，每每想起，眼眶就会湿润。想起先生换肾住院时，先生对师母说“建领给我按摩最舒服了”，那是因为我用心用情，待先生如慈父般去按摩，希望能减轻他的伤痛，希望他能有更多精力给予我们更多的人生和学术指导。这次，我给廷柱院长说，不能再等了，我要好好写写先生。我想您想累了，先生！现在又想您了，祝您在那边安好！

师恩如海，薪火相传。先生的为人做事，会成为我们的榜样，传承发扬。教科院未来的发展，会越来越好，更加辉煌！

作者简介：许建领，男，汉族，1971年生，河南开封人，中共党员，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2000级博士生。现任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市委教育工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