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当代著名教育家朱九思，我的博士导师。他高屋建瓴，视野宽广，富于反思批判精神和独到见解，令我受益终生。他胸襟开阔，有容乃大，爱生胜于子侄，先天下忧，是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朱九思，原华中工学院（现今华中科技大学）院长兼党委书记，仙逝已然四载，他的事业功勋，载入当代教育史册。所追忆的，是有幸成为朱九思先生（以下简称先生）的弟子，那段令人难以释怀的光阴。

先生早年就读于扬州中学。民国时期，北有南开，南有杨中。先生接受的中等教育，可谓优渥。中学毕业，因为家庭经济，其父不允他报考大学，先生伤心得大哭一场。在闷闷不乐的做了一阵子小职员后，先生有幸得其长兄资助。天资聪慧的他，如愿以偿，考入武汉大学就读。上述经历，应了那句古话，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先生卸任院长之后，继续从事高等教育办学规律之探索。他独具慧眼，以其敏锐的行动力，支持华中工学院创办高等教育研究所，现而今发展成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研究院。

他晚年为师收徒，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苦心孤诣，孜孜以求高等教育理论的研讨。

作为博士弟子，感悟于先生至深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先生既重视历史长河中的故往，又重视全球范围内的问题，研究视野宽广

重视历史，表征了研究之厚重；关注世界，体现了研究之眼界。先生探求高等教育之逻辑，兼顾古今中外。

先生重视历史的研究。

他为弟子们传授高等教育历史。说道，民国时期的教育家中，他只佩服两人。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张伯苓。蔡校长将京师大学堂，这一封建衙门式的机构，改造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自不待言；张校长长年奔波劳碌，四处化缘，用社会的钱，办了令世人仰慕的私立南开大学。

先生敢为人先地支持创办了《高等教育研究》杂志，缘于先生尊重历史，所以该刊至今依旧保留了颇具特色的高等教育史栏目。而并非如许多教育期刊那样，只讲当代，不谈历史。今天的《高等教育研究》，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理论探索的风向标，教育刊物中之翘楚。

先生不仅拥有纵向的历史眼光，更有横向的国际视野。

先生“文革”之后继续担任华工工学院院长，时值改革开放春风拂面。作为1949年后创办的高校，华工工学院并无“海外联系”，较之北大、清华，可谓“举目无亲”。先生便动员全院师生员工，想方设法与海外建立联系。访学政策出台之后，先生对于每一位访学教师，都有要求。教师的海外来信，先生一一仔细阅读。教师归国，先生每每将其叫到办公室，仔细询问他们的所见所感，听取他们的相关意见建议。

先生曾经出访北美、欧洲和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

先生为师收徒后，一如既往地注意探索国际相关问题。他拨出经费，将自己的第一位博士生，送到海外。该生在美攻读数年，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专门研究美国的高等教育。

师从先生之后，先生鼓励我们，将来一定走出国门，开阔自己的国际视野。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

先生谆谆教诲我们，一定要学好国际通用的语言，英语。

博士毕业之后，先生依旧不间断地写信给我，谆谆教诲，督促我每天抽出一个小时，学习英语。

由于种种原因，一时间并未听从先生的嘱咐。日后，花了很长时间，终于走出国门，访学美国，方才体悟先生的良苦用心。访学之后，未曾中断对于英语的学习，也未曾中断对于国外之了解。

美国之行而后，方才略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差距。才懂得知中国、知世界之意义。走出国门，更为知晓中国之短，也更为懂得中国之长。留学归国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有如下话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出国之后，方才理解其中深意。

二、先生富于反思批判精神，见解独到，其所倡导的学术自由之主张，惠及弟子

先生富于反思批判精神。

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早年间，武汉大学未曾毕业，便弃笔从戎，奔赴延安。是舍生取义，夺得政权的老革命。即便如此，富于反思精神的先生，对于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曾经有过的错误，给予了不留情面的批评。1976年，“文革”刚刚过去，人们心有余悸之时，他便冒天下之大不韪，有胆有识，将全国范围内，带着牛鬼蛇神帽子的学术权威，引入华中工学院。而对于其的所谓剥削阶级出身，他实事求是地说道，过去能够接受好的教育的人，有几个是非剥削阶级出身？

富于反思批判精神的先生，甚至对我说道，应该把建国后的称谓，改为1949年之后。他说，难道1949年以前，中国就没有建立国家吗？

反思批判精神，浑然天成的智慧，使得先生拥有非同凡人的独到见解。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大学合并之风盛极一时。先生不赞同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合并，并毅然决然地为此而向教育部写信！

他与师弟一起撰文，呼吁加长大学校长的任期，指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校长任内的短期行为！

富于反思精神的先生，力倡学术自由。

他曾经这样说道，我完全同意著名历史学家、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教授讲的话: 学术自由。我常对教师说，政治责任，我负责，学术水平，你负责。

他以海纳百川之胸怀，尊重弟子不同于他的思想主张。有时，不喑世故人情的我，常常与他争论。先生掌校的华中工学院，以工科见长，讲求学科的实用性。来自于不同大学的我，经常与他辩论，力陈非实用性学科的意义，争执不下。

关于博士论文选题，想法也和先生不同。我想做民国时期国人自办私立大学的研究，先生则认为，那时，办得好的私立高校，并不多见，要我同时融入教会大学的相关研究。而我执意不肯，先生拗不过，应允了我。

特别是论文选题一事，看出先生所身体力行的学术自由之主张。

三、善良、包容、爱生胜于子侄的导师

先生生性十分的善良。

记得师姐每次看望先生，必要送花。先生先是不允，后来拗不过，便对师姐说，实在要送花，就买楼下某某家的，因为他们家生活困难，可以借此接济人家。

先生的善良，还表现于他颇具西方式的骑士风度。他对于我们这些女弟子，爱护有加，谓之视若掌上明珠，并不过分。女弟子的待遇，往往优于男弟子。对于女弟子是这样，对于所有的女性，他都是这个态度。先生尊重并保护女性这一弱势群体。

当然，学业上，先生不曾放松对于女弟子的要求。

先生胸襟开阔，有容乃大，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

先生早年参加革命，多年的行伍生涯，养成军人作风。这一特性，在他所统领的华中工学院，有着一定程度的体现。比如，每逢中午晚间休息时间，校园定要播放响亮的进行曲。因我来自他校，所以对这一点不很习惯。有一次，我不知深浅地说，华工（华中工学院简称），像个军营。先生听了，欣然接受，毫无愠色。

先生的戎马经历，促成了华中工学院组织纪律严格的校风。攻博期间，同届的同学，大都过了而立之年，拖家带口。有时，节日回家探望，往往不能如期返校。为此，相关行政管理人员，让我们写检讨，反省自己为何迟到。一向喜欢提意见的我，又不顾及他人的感受，而发声了，我力陈为人父母的种种苦衷。

先生默不作声地听完，对于相关行政管理人员说，以后，不要再让博士生们写这样的检讨了。

文革后，先生对于曾经迫害过他的人，从来不曾记挂于心。他待人待物，抓大放小，有容乃大。

先生爱生，远胜于子侄。

现而今的华中科技大学，爱学生的传统，依旧颇有名气。例如，武汉夏天，酷暑难捱，学校便让所有的男女学生，晚上到体育馆睡觉休息。因为，体育馆，有空调，可以让学生们睡个好觉。一时间，网上便流行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的相关笑谈。

殊不知，上述爱学生的传统，正是先生奠定的。

先生爱教师的故事，蜚声教育界；爱学生的故事，同样的，感人肺腑！

20世纪80年代，一般百姓还不知空调为何物，每当夏日酷暑，身为校长的先生，便让所有的学生们，晚上去学校的防空洞睡觉休息，因为，那里，是避暑的好地方。

读博时期，每个月，先生都要自掏腰包，宴请我们这些弟子，为我们改善生活。师母，同样是乐观热情的好客之人，每次登门拜访，师母便把家里所有好吃的都拿出来，并同时拿出热乎的湿毛巾，让我们擦手，照顾唯恐不周。师生如同家人，其乐融融。

生性善良的先生，体恤弟子。他从“九思基金”中，抽出部分经费，每学期给我们以资助，自始至终，没有间断。

先生润物无声的爱，表现于我博士论文答辩之时，尤为刻骨铭心。个人水平的原因，加之我选择的研究题目，是民国时期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答辩委员会的老师们几乎众口一辞地认为，私立南开大学之外，那时的私立高校，一般为“学店”和“野鸡大学”，不值得做研究。最终，我的博士论文打分不高，更无缘于优秀。

这一打击，是内心难以承受的。一年多的辛勤笔耕，十几万字的文章，融入了心血，耗尽了精力！论文答辩的当天夜晚，彻夜未能入眠。

转天一大早，先生打电话约我见面。他默不作声，将厚厚的一摞资助款，交到了我的手上。刹那间，我泪如雨下，哽咽着说到：先生，我没有理由接受您的资助，因为，我没有很好地完成学业！

先生看着我，叹了一口气，说道，你啊，还是太年轻了！这点小事，又算得了什么呢？现在回忆，论文打分低了一些，真算不上什么！我实在是太脆弱，心理承受能力太低了。

大学人常说，博士论文答辩，是博士生的最后一课。而我的这一堂课，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其告知我学术研究道路之艰辛，更传递了一种深深的爱，先生对于学生的爱惜、爱护！

我见过先生的儿女。我认为，先生爱生，远胜于爱他的儿女！

四、先生乐观豁达，先天下忧，是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

先生的乐观豁达，前文有所提及。以下再讲一些相关故事。

先生天性乐观，反应机敏。每次先生电话打给我，总是能够从先生身上，获得那种异乎寻常的积极能量。即便是博士毕业回家，打电话给先生，先生先是哈哈大笑，然后才是师生交流。

先生校长任内，是颇有名气的高校领导者。他是识千里马之伯乐，拥有异乎寻常的魄力，以其受了神的恩典的领袖气质，最大限度地释放了教师的潜能。华中科技大学读博的那段时光，耳濡目染，感知校园里教师们蓬勃向上的气质风貌。这所大学，很年轻，很有活力和朝气，很进取。

上述，源于先生的领导魅力，当然也离不开他胸襟开阔和乐观豁达的人格特质。

先生为师收徒，年过耄耋。师母念叨，老了可怎么办，没有人照顾怎么办。先生毫不介意地说，老了，做不了饭了，大不了，到楼下买烧饼吃。先生是个乐天派。

先生是先天下忧的儒家典范。

做客于先生之家，先生的主要话题，是国家大事。如时势，如政治，如大学教育等等。先生早年曾经是《群众日报》、《天津日报》的总编辑。办报历程，使得先生眼光锐利，敏感于时势。因为他是我党高级干部，所以人脉广，信息量大。我们由此而领略了先生的境界。

博士毕业回家之后，打电话给先生，先生一以贯之地关心时势，关心国家大事小情。春天下雨，先生会说，该年一定会有好的收成，农民们的日子会过得好一点了。

从先生身上，我得出如下的结论：什么是教育家？教育家，首先应该是激励教师士气的引擎，是杰出人才的发动机。先生资助著名科学家钱伟长一事，已是学界佳话，充分地显现了，先生教育大家之风范。

先生是谦谦君子，他的性格温润如玉。

先生曾给我们博士生讲课，他讲当代高等教育史。讲到1949年后，共和国领袖的种种作为，我当堂发声，提出异议，他听着，也不反驳。做先生的弟子，从未感到先生的有什么脾气，想来，这也是他百年长寿之原因。

先生凡事替他人着想。我们的博士论文，比同届的其他学生提前送审，长达一周。对此，我颇有微词，愤愤不平地质问先生，为何我们的论文要提前上交？先生正色回答，这是尊重评审导师，给他们多一点的时间，阅读论文。我一时无语。

还有先生的太多太多，限于精力，无法一一陈述。先生容颜俊朗，可谓相由心生。他集中华传统美德于一身，正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化身。我比较的西化，出国访学之后，已然成为西方文化的传播者。然而，只要想想先生，对于中华文化，便有了深一层的认识。正是先生，让我看到中华文化中，至为积极的一面。

作者简介：宋秋蓉，女，1963年生，辽宁法库人，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学与高等教育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