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惭愧，我是36岁时才萌生了读高等教育学博士的念头。产生这一念头的直接原因是有两个：一个是1998年前后学校有一个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需要结题，时任学校校长冯晋祥教授走到了我所在的高等教育研究室，找到了当时的主任金玉福教授，我因此被推荐走进了项目组，做为主要成员进行了平生第一个省级项目的研究；现在还记得的一个场景是：冯晋祥校长兴匆匆地告诉金玉福主任：“我找到了一把做软科学的好手。”被学校主要领导肯定，心里确实一种被认可的喜悦，之后在学校领导的带领下又连续成功地申报和完成了两个交通运输部软科学项目。一个是2000年前后，学校正值专科升格本科的关键时期，我所在的高等教育研究室与校长办公室一起成为了申报材料的核心部门；2002年，教育部批准济南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和中国重汽职工大学合并组建山东交通学院。在这一过程中，我内心产生了两种压力：一种是随着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自己在学历层次上的不足，一种是在做申报材料撰写过程中明显感到自己知识结构上的欠缺。当我把要攻读高等教育学博士这一想法以书面申请的形式提交学校后，很快得到学校充分肯定和积极支持。

当时我在原工作单位已是教授职称并走上了学校处级领导岗位。选择考博学校时，反复思量后遴选了两所高校：厦门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再三考虑单位工作、家庭孩子等原因，我最终选择了离家相对较近的华中科技大学。然后是选择目标导师，考虑自己的年龄和性别，感觉找一位女性导师能够容易沟通，相处起来女性之间感同身受的部分会多一些，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感觉美丽如画的导师一定是位性格柔和的女性，一定会对我这样一个大龄的、已身为母亲的学生在学业上多些体谅，小些高标准要求。于是我选择了沈红教授，并发出了第一封邮件。

事实证明选择导师的心理是“严重错误”的。导师对自己学术水平的要求、对每一位学生的培养，不仅是“闺阁不让须眉”，而且更加严格，有时严格到有些严厉甚至不近人情的程度，这包括对于她自己的学术发展。当我第一次面对面聆听我的导师沈红教授的教诲时，我怀里揣着的是一张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成绩单，导师与我话没说上三句，就直接提出了她对我学术发展的殷殷期望之情，她说：“我的每一届博士生，就那么两三个，你们至少要有一名在当年高等教育学界的博士研究生中脱颖而出、做到优秀，你要努力！”印象中，导师一年四季，除了出差、除了年三十，几乎就在办公室，从早饭到晚饭，导师很少有不在学校餐厅吃饭的时候，导师办公室晚上的灯光总是亮到22点后。我与导师的每一次学术讨论，大多都是在导师请吃饭的餐厅里，以至于我每每想起华科大的求学生涯时，总会有一种香豆皮、排骨藕汤、沔阳三蒸的味道揉在其中。

导师对我学术影响最大的是对于我的研究方法的转型。我本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是文艺美学，研究方法偏思辨，少实证。这与导师重实证、重量化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不同。这几乎是我与导师每一次对话、每一次见面都是想回避都难以回避的话题，以至于我深深地怀疑自己能不能在高等教育学术之路上继续前行。很可惜，导师这些念念碎碎的督促和教诲，没有让我成为一个完美的实证研究者；但是却完完全全改变了我做学问的方式和态度。从博士毕业至今，我最有成就的学术成果都是源于对于区域高等教育的政策研究，对于山东高等学校分类研究、山东应用型高校研究、山东高等学校分类评价与考核研究等，及其一些山东省高等教育智库研究、所在学校的院校研究等，大多得益于我纯思辨研究方法的转型和重视实证研究意识的强化。是导师的“严”字当头，成就了现在的我。2015年，我被评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18年，我被山东省聘为二级教授。

让我见到导师最柔情的时候，是她面对自己导师的时候。几乎每一次跟我们谈起她的导师朱九思先生的时候，导师的话语就会不自觉地放慢、放轻、放温柔。她会说起她读博士时导师的倾力支持及其所给予的厚望；她会说起在她职业选择的第一个关键拐弯处，是导师对于华中科技大学深深的挚爱之情让她放下所有的、甚至事关个人学术发展的优厚条件，义无反顾地留在华科大；在她出差的路上为自己的导师张口便买的布鞋和衣裳，先生就像她的家人，她丝毫不必询问先生的鞋码和衣码；她全身心投入地为朱九思先生整理书稿、出版文集；她在朱九思先生仙逝前后的奔波、操劳、深情和动情，所有所有的这些，都让我深深地敬重和自愧不如。

华中科技大学求学生涯让我终生难忘的是我博士论文初稿提交给导师后不久的那个大雨倾盆的上午。像是一个周六，整个教科院大楼，只有两个办公室的门在开着：一个是导师的办公室，她在等我；一个是刘献君教授的办公室，他一如往常，潜心静思。A4纸张近300页的博士论文初稿被导师一页一页地涂改得红红点点，导师一页一页地对我指正，越说声音越大，声音几乎在整个一层办公楼里荡漾，我又是感激又是难堪，心想幸亏没有更多的老师在这里，否则真是有点无地自容了。中间走出来，见到刘献君老师，他问我：你们在做什么？我说：导师在指导我的毕业论文。他看了看我，笑了。

说实话，整整四年的博士生涯，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艰难的、并有些力不从心的拼搏与蜕变。在做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被导师批评得哭过、也迷茫到感觉无路可走过。在我的博士论文致谢的开头我这样写到：

“在我的生命中，经历两个最为难忘的时刻，一是儿子来到人世的那个中午时分；一是当我的博士论文写完最后一个句子的一瞬间。

就在此时此刻，北方的初秋正悄然荡漾在我的窗前，淡淡的秋风、炎热中瞬息偶降的清爽、瓜果飘香的空气和人们收获的笑容，让我重新又回到了世俗生活的世界，这个被我好久忽略和无感知的世界。我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沉醉了太久、封闭了太久、全身心倾注了太久。”

然而，就是这个做博士论文的过程，让导师整整夸了我10多年。导师夸我的话，从未当着我的面说过，我都是从自己的学弟学妹那里、从一些学术会议的同行听到的，大概是这样说的：博士论文不能慌，一辈子就这一篇，要对得起自己，要研究到位，写得出彩。宋旭红的论文其实是可以通过的，但是并没有看到一个“突破”的点。而要出现这个点，起码还需要3个月的继续研究。宋旭红流着眼泪答应再深挖一点，尽可能做到有“突破点”。这一深挖就是半年，这才有了她论文最后的、最出彩的“落脚章”。导师把这个故事作为教学案例在她的博士生课程的课堂上讲，在一些会议上讲；她一直讲一直讲，直到今天。就在此时此刻，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一下子就忍不住泪流满面了。导师当年为我修改的博士论文初稿，我一直珍藏着，如同珍宝。

人说，严师出高徒，虽然我无颜堪称是导师手下最优秀的学生，但导师的严格和用生命做学问的方式却真正地重新塑造了我的灵魂和做学问的态度。是导师用她的学术品格和学术情怀让我这个学术职业中的一员感受到了学术生活本身的纯正和美好，深刻地体验到了以学术为志业的神圣之处和魅力所在。如今的我也成为了一名导师，在自己行走的路上，如果说我还有些底气的话，那是因为在我的前面，有我的导师。

作者简介：宋旭红，女，高等教育学博士，二级教授，济南大学教育学研究生导师。2013年被评为山东高校从事高教研究工作逾二十年有重要贡献学者，2015年被评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18年被聘为山东省教育厅高等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学术职业、高等学校分类、学术评价、行业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2004年起，聘任为山东交通学院教授；2009－2017年任山东交通学院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山东交通学院学报》主编，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学术部主任。2011年起，被聘为山东财经大学教育与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2011年12月，在美国圣荷西大学参加山东省精品课程教师培训；2015.09-2015.12在美国孟菲斯大学教育学系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