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很漫长，在关键的人生阶段能够得到贵人相助，这是人生莫大的幸福。我在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访学和求学四年，遇到了一大批优秀而善良的老师和同学，他们是在我成长、成熟和进步过程中提供了极大帮助的贵人。尤其是导师张应强教授，他对我的人生道路选择、学术研究方向、职业发展定位以及为人处世风格等方面有着极强的榜样示范作用，时刻影响和激励着我，更是我生命里贵人中的贵人。在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建院4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为我提供帮助、关心和支持的贵人们，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和崇敬之意。

一、岳麓山下初识导师

20年前的2000年11月9日晚上，我揣着硕士期间发表的几篇小文章，在雷鸣强教授（现任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的带领下，怀着激动而忐忑的心情在湖南大学第一次见到了前来参加第八届全国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的张应强教授，见面的地点是在与岳麓书院毗邻的集贤宾馆。当时我和雷鸣强教授坐在宾馆大厅的沙发上等候，张老师从楼上走下来，跟我们打招呼，雷老师把我介绍给了张应强教授。当时，张老师身着深蓝色西装，打着领带，带着眼镜，头发往后梳得溜光，风度翩翩，仪表堂堂，给人非常大气、睿智、潇洒的感觉。由于当时张老师要去长沙黄花机场迎接前来参加会议的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兼教科院院长刘献君教授，我们交谈的时间并不长。期间，张老师问了我一些工作、学习情况，指导我报考博士需要阅读哪些方面的书籍和文献，尤其交代我要认真学好英语（当时湖北省所有博士点高校考试时间是同一天进行的，英语实行全省统一联考，难度较大）。交流完后张老师就匆匆赶去机场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因为我当时并不知道全国大学教育思想研讨会的具体日程安排和会议内容，同时自己还在湖南师范大学附中兼职任教，工作较忙，未能参加此次会议，也未能聆听张老师和其他知名学者的学术报告，现在想来实为憾事。

当时，我在湖南师范大学教科院在职攻读教育硕士学位（报考的是理学院数学学科教学论专业，后转到教科院教育管理专业），工作单位仍是怀化市第二中学，主要从事基础教育教学与研究，对高等教育基本还是一个门外汉。那时离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只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考试时间是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我需要从头开始阅读大量高等教育学类书籍，花时间复习英语，还要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再加上还有大量教学工作任务，最后虽拼尽全力，但考试成绩不理想，未能成为2001级博士生。当时，我的人生走向有三条道路可选择：一是回原工作单位怀化市第二中学工作；二是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工作。我2000年12月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之后，已经拿到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工作调动接收函；三是持续努力，下定决心继续自己的学术追求梦想，到华中科大教科院做访问学者，来年再次考博。当时，我心里很纠结，也很矛盾，难以决断，就打电话向张老师请教。张老师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他自己以前在厦门大学一边做访问学者，一边准备博士生考试的经历。对我说，如果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那就不要犹豫，到华中科大来访学，边学习边备考。后来我跟家人商量，家里人都很赞成，支持我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那时申请访问学者名额很不容易，更何况我只是一个中学老师身份。刘献君老师时任华中科大分管人事工作的党委副书记，还兼任教科院院长，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幸运。张老师亲自去南三楼给我办理了相关手续，并委托周光礼博士把访学资料寄给我，我才有机会在2001年9月来到华中科大教科院访学。

二、充实与压力中的访学与备考

入学时，我的宿舍安排在西六舍东边二楼（宿舍号我没记住），记得是与一位来自江汉大学的访学老师住在一起，不过这个宿舍我一晚都没住过。当时教科院2001级博士男生住在西五舍，湖南师大来的王恩华、中南民大来的田恩舜住在220室，康全礼、李朝辉住在对面的221室，马廷奇与信息学院的李波住在223室。田恩舜因为家在武汉，不住学校，我就占用了他220室的床位与王恩华一起住，这一住就是四年。这一年里，我一边与2001级博士生一起选修相关课程，一边认真复习做好来年备考准备。

非常感谢和感恩教科院的老师和2001级博士生对我的关心关爱和照顾。到教科院办公室办理报到手续时，董中专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随后我来到学院阅览室见到江欣荣老师，我问江老师访问学者能不能借书，江老师说了非常温暖人心的一句话：来到教科院就是我们的人了，跟其他老师学生享受一样的借书待遇，并帮我办理了借阅证。张顺柱书记、王开建老师等也都非常关心我。这一年我选听了刘献君老师的高校德育专题、张应强老师的高等教育学专题、别敦荣老师的高等教育管理专题、涂又光老师的教育哲学专题等课程，还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英语强化课程训练，听了沈红、李太平、贾永堂、张晓明、陈敏等老师以及外请的很多著名学者的学术报告。

当时教科院博士生入学考试的科目有三门：英语和高等教育学是必考科目，高等教育管理学和高校德育可任选一门。因为刘献君老师的高校德育课程讲授得非常好，让我对高校德育研究有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于是我将2002年的专业选考科目由高等教育管理学改为了高校德育。2001级的博士生们对我非常关心、照顾和体贴，大家一起开展学习、讨论、散步、聚餐等活动，就这样，我在充实、快乐、压力、煎熬等多重心态交织状态中度过了一年。

很快又迎来了2002年3月底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因为压力大、心情焦虑，考前我身上的湿疹非常严重，常常失眠。张老师知道后，宽慰我说：“你不要着急，听了这么多老师的课，应该比别人更有优势。”在面试时，因为湿疹太严重，我的两个手臂都被自己抓得鲜血淋漓，贾永堂老师看了之后非常心疼地说：“你这真是不容易啊。”考完专业课后当天晚上，我给张老师打电话，说现在考完了，我想回家休整一段时间，治疗一下湿疹，不知道下次来学校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况（说实话，当时其实是很想问考试成绩何时能出来，但又不敢开口）。张老师说：“你对自己要有信心，先安心回去休息一段时间吧。”第二天上午，我又麻着胆子给刘献君老师打电话，也是支支吾吾地说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其实当时的心态跟给张老师打电话是一样的），刘老师在电话里非常和蔼地安慰我说：“试卷我还没改，你听了我的课，准备也很充分，你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可以先回去调养身体。”直到现在，每当回想起当时两位老师对我的关心和鼓励，油然而生的暖流就会沁润我的心田，常常让我有热泪盈眶的感觉。其后成绩公布，我终于顺利成为华中科大教科院2002级博士生。

三、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开题-定稿-答辩

因为有了一年的访学基础，有些课程也与2001级博士生一起选学完了，这让我有更多的时间自由学习。当时张老师让我早一点思考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方向，虽然我看了很多书和论文，但还是找不到一个明确的方向。2003年春节开学后不久，张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一本杂志，指着一篇文章说，你好好看看这篇文章，可尝试从治理理论的角度来研究大学管理问题。拿到这个选题后，我当时很担心自己是否能胜任这一问题的研究。首先，自己对治理理论不熟悉。说实话，当时还是第一次听张老师说“治理理论”这个词，这一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为推进政府管理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才兴起的，理论本身很不完善，译介到中国仅仅两三年时间，再加上该理论运用到中国政府管理改革也才刚刚起步，要首次将治理理论全面、系统地运用到我国高等教育管理领域，对我来说既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也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其次，自己以前没有在政府部门的工作经历，对有些政府宏观管理方面的问题把握不准，从而担心会造成研究内容、研究结论的偏失。第三，这一选题的研究需要有多学科的知识背景，会涉及到教育学、管理学、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制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而自己较单一的工作经历和较窄的学科知识背景，可能难以做出高水平、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但张老师的鼓励和支持给了我莫大勇气，我决定接受这一全新课题的挑战。

经过几个月的挑灯夜战，刻苦努力，终于在2003年6月27号进行了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我是2002级博士生中最早开题的。当时的开题报告题目是“中国大学治理变革之路：基于治理理论的视角”，框架包括了：“内部治理篇（上、中、下）”和“外部治理篇（上、中、下）”。现在看来有点不切实际，搞了这么大一个架构，是想把大学治理相关的内容全部都囊括进去。参加开题的老师有冯向东教授、别敦荣教授、赵炬明教授和柯佑祥教授，大家在开题报告会上给我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老师们一致肯定这个选题非常新颖，非常有研究价值，但研究内容过于庞杂，不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能够说清说透的，要缩小研究范畴，做深做实。

开题后，我请教了很多老师和同学，得到了他们的大力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别敦荣老师多次给了我耐心指导和启发；文辅相老师对我收缩研究范围、调整研究结构给予了细心指导；曾伟老师、周光礼博士等在去山东潍坊的火车餐车里帮助我完善论文结构和框架；姜嘉乐老师、沈红老师给了我非常好的建议；我还与其他博士生同学反复沟通交流。就这样，在请教老师和同学以及自己大量思考之后，逐步缩小了论文框架。我把这些想法向张老师做了汇报，张老师说大学治理需要研究的内容太多了，就以大学的外部关系来说，就有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大学与市场的关系，大学与政府的关系等等，其中，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又是最重要的，让我从治理理论的视角专门研究大学与政府的关系。研究范围缩小了，研究对象就更加明确，研究视角业会更为新颖，同时研究资料较为丰富，应该可以做出一篇很好的博士学位论文。张老师的精准指导和点拨让我醍醐灌顶，我最后将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确定为：“从统治到治理：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与大学关系研究”。

其后，我在文献查阅、资料搜集、论文写作等方面进展就非常顺利了，在2004年11月就完成了论文的初稿，有23万字。初稿完成后，张老师是在2005年春节假期放弃休息时间帮我修改论文，张老师修改非常认真细致，初稿的几乎每一页里都做了批注。随后，经过反复修改，最后提交答辩的文稿为17万字。2005年5月12日，我顺利地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并于当年获评华中科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可以说，从论文选题到初稿完成到最后答辩无不凝聚着张老师的心血。

非常感谢张老师当时以敏锐的学术眼光为我确定了这一富有前瞻性、创新性、挑战性和极具学术价值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论文写完后，自己当初确定选题时的担心和疑虑似乎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余味未尽，心情总是澎湃、激动不已，总有一种要继续写下去的冲动。一方面是因为在研究过程中，自己广泛地涉猎了政治学、行政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提高了自己的研究能力，增强了自己的研究信心；二是因为这一论文选题的后续研究空间实在太大了，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从大学的发展目标、组织属性和服务宗旨来看，大学属于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第三部门组织是毫无疑问的。我通过研究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之后，研究空间必然可以拓展到研究政府与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的关系，而政府与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的关系又是当代政府公共行政管理改革需要处理好的一对基本关系，因此，我的研究空间更可拓展到研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但我国过去“强政府、弱社会”的现状和单位制度的存在，使得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第三部门组织力量非常薄弱，因而也使得我国在政府与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第三部门组织的关系以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受到忽视，很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地探讨和研究。所以，我认为自己的论文研究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进”可以“攻”入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退”可以“守”住高等教育管理领域这块阵地。这一论文选题不仅奠定了我的学术研究基础，指明了我今后的学术研究方向，而且还拓展了我的学术研究空间。

张老师对博士生培养有非常独到的方式，反对我们读死书，要我们多出去参加学术交流和参与社会实践，每次出去参会前，张老师都要求我们提交经他审核通过的论文才能有资格去。通过参加这些学术会议，我们又能获得很多会议资料，收获很多新思想和新观点，从而促使自己写出新的论文。博士期间，我参与了张老师主持的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研究、几本著作有关章节内容的撰写等。此外，我参加了张老师承担的多个社会服务项目，如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邵阳学院、湖南工学院、山东交通职业学院等多所高校的发展规划制定等。通过参与这些课题研究，使我能尽快地了解当前高校发展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每所高校的办学特色和优势、下一步主要的解决办法和措施等，尤其是对我这种过去没有在高校工作的学生帮助更大、更有价值。那几年确实很辛苦的，假期基本都是待在武汉学习和研究，但收获也是巨大的，在这种高强度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我的学术研究水平、学术动态把握能力和文字写作能力不知不觉中都有了极大提高。我在博士生三年时间内发表了18篇学术论文，更增强了自己将来从事学术研究的自信心。

博士求学期间，张老师非常关心我们弟子的学习和生活。那时我们的博士生津贴每个月只有350元（2003级博士提高到了每月600元，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2002级以前的博士仍然是每月350元），生活也非常清苦，张老师考虑到我们学生的实际困难，尽可能地通过参与他的课题研究等方式给予我们资助，也经常请我们学生聚餐改善伙食等。张老师为人既有很强的原则性和鲜明的个性，又有灵活性，对学生既严格又很宽容，这些优秀品质让弟子们终身受益。毕业之后，无论在哪里遇见张老师，我们之间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有好几次我们是通宵达旦地说话，这种师生情、朋友情、兄弟情永远值得我珍惜、珍视和珍藏。

四、博士毕业后工作选择时的关键指导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之后，马上又面临着找工作问题，这将又是我需要做出的人生重大抉择。实际上，2002年我正式考上博士之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领导就动员我毕业之后到那里工作，我也与湖南一师签订了协议书，湖南一师每月按时给我发了工资，还允诺按照他们的奖励标准对我在博士期间发表的所有论文给予奖励（以上工资和奖励等报酬我并未实际领取）。为体现对我的重视，2004年8月把我妻子从怀化市调入湖南一师工作，并且2005年5月我毕业时湖南一师还召开党委会，研究我到校后的工作安排，考虑到我的专业和实际情况，决定给我安排部门正职岗位。因此，我内心一直非常感谢湖南一师当时的鄢东洋书记、詹小平校长、刘鸿翔副校长等几位校领导对我的重视、关心、支持和厚爱，我也一直对他们心存感恩。当时湖南大学也在大量引进人才，经面试后，湖南大学同意录用我而且安排配偶工作。当时如果去湖南一师的话，安家费、工资补发和奖励等各项待遇加起来比湖南大学引进待遇多三倍以上，从感情和实际待遇来说，去湖南一师工作可能更实惠些。此时，我带着彷徨、犹豫不决的心态向张老师请教，张老师非常明确地告诉我说：“你要毫不犹豫地选择上大船，现在待遇虽然少了一点，但部属高校的很多优惠和特殊政策是地方高校无法企及的，求学期间经济上最艰难的日子都挺过去了，现在你已毕业，情况会逐渐好转，去湖南大学工作吧！”确如张老师所言，有了湖南大学这么一个高水平平台，自己才有机会通过勤奋努力，从博士毕业时的中学一级教师职称，用了三年左右时间一路破格晋升副教授和教授、破格遴选为博士生导师，也才有机会于2012年10月从副处级干部直接公选为副厅级干部，2016年3月到任现职工作岗位。可以说在博士毕业时就业单位选择的关键时刻，张老师对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领航作用。

五、结语涂又光老师的“泡菜理论”认为，泡菜的味道取决于泡菜水的味道。华中科技大学优美的校园环境和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犹如一坛浓浓的“泡菜水”，在这“泡菜缸”学习生活的几年里，时时刻刻都深受其影响。校园里纵横交错的“井”字形道路表现出华工人的严谨务实，建校40年纪念碑那“四年顶起地球”造型所体现出的豪气干云，青年园那片茂密的杉树林竞相向上生长所表现出的斗气冲天，下课后朝气蓬勃的学子走向食堂所表现出的秩序井然，西五楼117教室在慷慨激昂的学术大师结束人文讲座后所爆发出的雷鸣掌声，教科院师生长期坚持共同努力所形成的和谐共事友爱互助的良好氛围……这一切美好而激动的情景，无不作为一种永恒印记在我的脑海，值得我一生追忆。

2020年9月20日

作者简介：龙献忠，男，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2002级博士研究生，现为湖南文理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湖南省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