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0年教师节，我在松江区政协常委会开会前接受刘其龙主席代表政协的祝福后，又在中午特意回到学校吃工会准备的节日蛋糕，中午回到办公室再次阅读刘献君老师2015年3月写给我的一封信。往事一幕幕闪现在我的眼前。

上大学前，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我的小学、初中甚至高中，基本上就没有在教室时好好上过文化课，但却练就了一副好本领——劳动，还在各个阶段遇到了亲如父母的好老师，并埋下了自己爱劳动、爱音乐、爱体育的浓厚兴趣。

非常有幸在2001年成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一名在职博士生。前一阶段看到很多校友在写文章纪念恩师，我每次也有想写的冲动。但分析一下晒出来的文章撰写者，不是学识颜值俱佳，如王珺师妹，就是地位见识非同，还是如王珺师妹。想一想，放一放，就一拖再拖一直到今天。

读博士有很多故事要讲，也有很多难忘的经历，在华中科技大学遇见了那么多恩重如山的老师与朋友。如我在选择导师时，因为和恩师杨叔子先生比较熟的缘故，更因为对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高度认可，所以我当时就想选杨先生做我的指导教师。杨先生当时很郑重又很诙谐地告诉我：我建议你选刘献君老师，刘老师是高等教育界的真正专家，选择刘老师读博士对你今后的发展非常好，我可以做你的副导师呀（杨叔子先生是一位终身难忘的老师）！于是，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导师选择栏中填写了“刘献君”三个字。后来好久才知道，我们那一届一共有20人左右选了刘老师，结果好像只有5人左右被刘老师“钦点”。还记得好几位校长级同学问过我，你什么关系？刘老师怎么会选择你而没有选择我？当时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今天仍旧无法回答，因为从来都没有问过刘老师这个问题。

明年就要退休了，从院校研究的推广角度讲，我感到最对不起刘老师的一点就是没有争取当上山西大学的副校长，这对于院校研究在全国更大范围的深度推广会更加有作用。当年离开山西大学前，我们学校领导班子里没有女性校领导，但山西省委当时的规定是必须有15%女性领导。我当时是教师投票时得票最高的一位女性中层干部，而且是民革党员兼中共党员，如果我不离开山西大学，当上“宋副校长”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在我调离山西大学前，校园里已经有很多老师称我为“宋校长”了（很可笑）。说来说去，想来上海只是一个表面上的理由，特别不愿意做校领导是自己骨子里的东西。后来，我作为紧缺人才被引进到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也想利用工作部门努力弥补一下，但终究是地位决定“地盘”，对刘老师倾注那么大心血且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繁荣昌盛与否的院校研究却少有贡献。只有想到这一点，好像又有想当校领导的冲动了，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比较排斥这一想法！

还是回归正题聊一聊我的“难产”的博士学位论文吧。告诉大家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确实是一件难产的“东东”，以至于我们山西大学的好多同事都和我说过，华中科技大学的论文怎么这么难通过，看到你这么努力，我们都决定不读该校的博士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十六大召开后，教育部在南开大学召开了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会议。会议休息期间，刘老师边优雅地抽烟边和我探讨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事宜。刘老师先问我的本科、研究生专业背景，又听我讲分管工作与研究旨趣，然后对我说，你博士学位论文围绕高等教育“民族精神”做怎么样？当刘老师讲出这个话题时，我当时的心情顿时激动起来，这不就是我在本科教育领域一直在关注但却不知道怎样推进的教育内容吗？！过了好久才知道，刘老师是在认真学习了十六大报告关于民族精神的内容后，经过深思熟虑，然后才对他的学生提出这样的建议的。当我回到山西大学后，我马上启动了“高等教育与民族精神培育”的研究工作。当时，我在博士班学习成绩比较好，职位也比较低，有比较多的研究时间，所以被好多同学认为会是我们班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的。经过每天下班后从18点至23点的连续2年多奋战，我写成了40万余字的“博士学位论文——高等教育与民族精神培育”。当我欣喜地把论文呈现给刘老师时，刘老师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审阅，写信道：小宋，你好！论文已阅，总的来说，下了功夫，对一些概念进行了梳理，作了一些研究，但离论文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主要问题是：1.对研究领域问题的界定和把握……；2.各章节的逻辑关系……；3.各章的问题……；4.“下一步怎么办：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要使自己真正达到博士的研究水平。因此，仍然要学习。建议你读一本书，北大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然后来电话告诉我，希望你能在华中科技大学找找文辅相、贾永堂、赵炬明、涂又光、余东升、别敦荣等老师好好探讨一下研究视角，也找时间和杨先生聊聊这个话题。刘老师在信的结尾再次鼓励我，“写作过程是一个创造过程，可以不断改变；以上供参考。不要着急，以写好为原则”！这封信长长的共有6页，都是手写的。我至今连信封都保存完好！！！

看到这里，我顿时感到天旋地转！！！

接下来的日子，我面谈过远远超过刘老师指定的各位采访对象，我经历过一次次眼前出现幻觉、被学校心理老师诊断轻度心理疾病；我经历过放下毕业论文、在山西大学操场每天下午跑15圈的记录（然后就出现了一道靓丽的景观：就像《阿甘正传》中的画面一样样的，后面跟着我跑的队伍越来越长，我的同事、研究生加入其中，还有体育学院院长李建英及其夫人也在队伍中）。半个月后，我的幻觉消失了，睡眠也得到极大改善，又“整装”出发开始了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工作。

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经刘老师认可后，我又开始痛苦又幸福的撰写过程：第一个阶段记得是整整3个月，当我得意地提交了第一稿后，刘老师说问题聚焦了，但视角不尽如人意，我晕我晕我晕！于是，根据刘老师的意见，我抓住别敦荣老师来山西大学开会的机会，与别老师开始了在太原学府街讨论“视角”的来来回回散步时光；根据别老师意见同时得到刘老师认可后，第二个阶段又是3个月的修改工作如期完成了。等我把论文交给刘老师，已经到了妈妈病危的阶段了，心里也基本上对博士学位论文的通过不寄托什么太大希望了。妈妈没有文化，不知道博士为何物。坐在床前，我耐心地解释给妈妈，并告诉她，我几年前就是教授了，博士很难拿到的，我也决定不要博士了，我会一直守在您的身边，再也不做博士学位论文了。但却在第二天，我突然神奇地收到了刘老师的信：“小宋，你好！论文已阅，稍加修改就可以进行答辩了。”

我的天哪！在我放弃答辩的时候收到了刘老师这样内容的信件？！几天后，当妈妈从侄儿媳妇口中听到我要放弃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想法后，立即用毋庸置疑的口吻告诉我，马上回学校修改论文，准备参加答辩！我的一个字不识但却无比伟大的母亲啊！

后来，我的第一次“博士学位论文”且称为“博士学位论文读书笔记”——《高等教育与民族精神培育》被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工作的大学同学王春明看到，他告诉我这样的研究很有价值，希望我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于是，在我毕业不到半年的2006年11月就如期出版了，后来还获得了2008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第五次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专著三等奖（全国共评出一等奖1本，二等奖5本，三等奖10本）。记得当时上海市相关主管部门的秘书长还专门写信感谢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楼巍副书记的推荐和我的专著，说是为上海争了光。我的“难产”的博士也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并获得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七次（2009）优秀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专著类优秀成果奖和第8届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教材、学术专著奖（2009）。

值此2020年教师节和华科大教科院40周年来临之际，我必须要再次向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撰写过程中的各位提到的和未提及的各位“助产师们”表示真诚的感谢，特别要感谢刘老师无数次对我的论文“无情的、不断修剪之痛”。因为，导师的“无情”造就了我坚强的信念，每当我遇到困难或想懈怠一下的时候，我内心都会自动生发出一个强烈的声音：我是刘献君老师的学生，我没有权利给刘老师丢脸！

献给全天下所有那些有“大爱”的老师们！

2020年9月10日下午17:23

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德政楼220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