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与大学结缘。听闻“大家”言：什么是好大学？请来一群好先生，引来一批好学生……云云。每每此时，华科教科院读书的记忆画面就一幕幕跃然而出：品行高远、学养厚重的先生，睿智聪敏、才华各异的学友，物华天成、风姿卓群的校园，他们的相遇、碰撞和交融，引发出循环往复却日新月异的种种故事，正是这些寻常又动人的故事的不断沉积、磨砺、洗练、升华，才成就了“好大学”的骄人伟业，而故事中的人也在这个过程中悄然蜕变了新生。

一、结缘华科，洞开高教之门

生命之缘总是在看似不经意的时光中突如其来，改变人生的轨迹。二十年前，硕士毕业工作多年的我正在一所省城大学消磨时光，韶华正好、工作稳定、环境舒适，没有想过今后人生的走向。一次，一位熟悉的领导对我说，你正经教育学科班出身、基础这么好，为什么不试着报考读博呢？一语点醒梦中人。像是命运的安排与回应，随之在假期的院校教务会议中，得遇大会作报告的华中科技大学别敦荣教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别老师。这次“偶遇”让我深造读书的念头由懵懂模糊变得明晰而坚定，从此改变了一生的路向。2002年，因考试时间较为接近，我同时报考了华中科技大学与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并幸运地被两所学校同时录取。因为与别老师的一面之缘留下的深刻印象，我在认真思考后很快作出了选择，从此结缘华科教科院并成为别老师的一名学生。在之后的很多年里，经常在高教同行学术会上遇到南师当时亲自给我打录取电话的周川老师，每次都感觉深深的歉意，但也是此小小的缘分，使我得以与南师的同道师友结识并经常交流，我们一同迈入了高等教育研究这个广阔深遂的学术大门，洞开一个诱人的世界，沉睡多年的“闲逸好奇”与求知欲被不断激活与开发，从此，致身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成为一生的志业追求。

入学华科后，置身于学校博大旷远的校园，浸润于学校精深厚重的文化，特别是在教科院这个独特的育人“场域”，每位老师的指导、每门课程的学习、每场报告的启迪、每次讨论的激发，都让大家感受到洞开知识之门带来的追寻与探索的惊喜和快乐。后来，在离开华科的许多日子里，我经常反问自己，为什么一所学校、一个阶段的教育能给人如此影响至深，它究竟给予了我们什么？我思考后的答案是：结识一批真正的学人，知道了什么叫做学问，认识到自己的浅薄愚陋，把读书治学养成职业习惯，明晰了今后人生的努力方向，这应该是走出这个校园时比手中的博士学位证书更为丰厚的收获。我们每个学子从入门时“看山是山”、跋涉时“看山非山”到最后“看山仍是山”，这个过程历经了“望断天涯路”的艰辛、成就了“蓦然回首”的顿悟、焕醒了“灯火阑珊”的希望，沙砾磨砺成金，璞玉雕琢成器，这正是我们研究教育所能发现的最大的教育价值。

二、得遇良师，适逢“黄金时代”

上个世纪之交，正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的阶段。华中科技大学作为建国后起步兴办的工科院校发展转型成为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特例”在国内外形成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工科大学的基础上建设发展文科以及在全国推行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等举措，使华科成为驰名中外的高等教育改革先锋名校，这其中，华科的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学科建设在学校的改革实践推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高教所发展成为教科院，华科的高等教育研究得以聚集一批大师、名师，一时间成为国内高教研究的盛地，用高教“名家荟萃”、“翘楚云集”的用语来形容当不过份，我私下把它喻为教科院的“黄金时代”。非常有幸，我就读华科期间赶上了这个时代。

当时，人称教科院著名的“四老”中的三位老先生朱九思、涂又光、文辅相老师仍在余晖尽现：朱九思先生经常到教科院为学生讲座报告，涂又光先生为我们完整地开授了教育哲学课程，文辅相老师还在亲带博士生。而时任华科党委副书记的刘献君教授亲自担纲教科院院长，以刘老师为首，张应强、别敦荣、沈红等教授挑梁成为教科院的中坚力量，这些老师当时都为我们亲自授课、讲座与辅导。此外，还有一批在高教各个领域卓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共同打造了教科院坚强有力的学术团队，其中不少老师都是目前国内高教界享有盛誉的学术领军或知名专家。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强大的队伍，教科院形成了一个浓重的知识与学术的“气场”，深深地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子们，给予置身其中的学生们深厚的滋养、教导、陶冶和培育，使“学在华工”成为一件非常有瘾、上瘾、有趣、乐在其中的事情，可谓仰之弥高、思之弥深、钻之弥坚、践之弥新。在这种深厚的学习氛围中，我们学习的触角还向院外延伸，修读了教科院之外的几门选修课程，印象最深的是高秉江教授的西方哲学史课程。高老师精彩的授课使大家对西方哲学的探寻兴趣一时成了热潮，而高老师那总是睁着一双诚挚的大眼睛循循善诱的形象尤其使人难以忘怀。

三、“别”开生面，终生获益成长

从未入门的一面之教、到入门三年的耳提面命及至到今日的亦师亦友，导师别敦荣教授给予我的教导、影响与帮助是最为深刻、获益终生的。

冯友兰先生曾说过，“一个人，于其在客观方面底成就之外，其一举一动，声容笑貌，亦可以表现一种价值，这正是其人格的表现”。从导师别敦荣教授身上，我切身认识到，一个人要想成就一代名师，治学为人、经师人师，点点滴滴不可须臾放松。而学问人品、言传身教中，行胜于言，身教更大于言传，如此才薪火相传、广种博收，深受学生爱戴，真正的殊为不易。

别老师是出了名的严师，乍一接触，给人的第一印象首先是“严”。别老师的“严”体现为他传道授业的严谨、严格、严肃甚至严苛。学生们眼中的别导，“温而厉”，虽不假疾言厉色，却自带不怒自威、令人生惧。但受教日久、接触时长后，大家会发现，别老师从一言一行、细枝末节处给学生们立下的严谨治学的“规矩”或标准，循之蹈之、耳濡目染，久而久之、自成风范。“严”虽则严矣，但确实收获颇多、获益无穷。至于别老师自身的学养丰厚、博识广闻、思维开阔以及教育方法的独树一帜、宽严有度、习教有方，无不给他所有带过的学生以深厚影响，在学生中形成“别”具一格的一致口碑。

别老师的第二个特点是“爱”。他的爱源自于他端方仁慈的人格，但这种“爱”常常掩藏在他的“严”后面，有时你能感觉得到，有时也许你并未察觉，有时他在帮你时也不会告诉你，这是别老师的一种行为特点，几十年如一日，形成了他独特的品格与做人做事方式。但学生们都明白，每个人在有困难时都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帮拂，每个人在成长阶段都受过他不同方式的提携，很多学生在毕业时他都会尽力举荐，不分校内或是校外。我离开华科已十五年之久，但网上的别门师生群仍是我每天都要学习、浏览的平台，现代化的手段使别门师生教育向“终身学习”延展，别老师依然是有问必答、有求准应，校内校外的师生仍能从其中不断学习、分享、收获与进步。

在别老师的学生当中，我大概是从教别老师、受别老师帮助与关怀时间较为长久的一个，历历往事、种种感触，笔不尽言、不胜枚举，但印象最深的事情总有几个，可略举一二。

首先是入门时的“当头一棒”。2002年我入校时，别老师尚在美国波士顿学院访学，但在入校前的暑期就给我布置了学习任务，记得是翻译几份国外教育研究的资料。大约是看我教育学科班出身的背景，别老师或许寄予了较多的期望。但殊不知我上班多年已荒疏了本就不是很强的英语基础，虽尽心尽力完成任务，但质量可能确实不敢恭维。开学后不久，别老师从美国回来的头次召见，我诚惶诚恐地交上作业，别老师大致翻看了一下，先是眉头紧皱，然后毫不客气地掷之桌上，之后是可怕的沉默。在其后华科学习的三年时间里，别老师的失望表情与我彼时的羞愧自责时常给我警示，提醒我努力学习、不敢懈怠。

还有一次是“一针见血”的点题批评。记得在一次学生交流讨论中，我受托代表大家写观点综述。别老师在看过综述后，当即指出文中文字的表述、措辞方面的问题，批评我不够严谨。我当时还有些许不服，半开玩笑争辩了一句：大家都认为我的这个文字是不错的呢。别老师回道：那说明他们比你还差！大家面面相觑、哄堂大笑。这句不能太当真、也不能不当真的话语给我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曾经自认为在文字方面还有些许功底，在写文章方面总是被表扬的居多，但是别老师的批评和提醒，使我认识到了文字和文字以外的自身问题。在离开华科后从事文字工作的多年里，我时时想起别老师的这句话，不断提醒自己不要自以为是，要始终如一地持谨严、审慎、慎密和精益求精的态度来对待每篇文字和其他工作。

别老师在华科的学生们都知道，在学校时要想得到别老师的一句表扬是极为困难的。别老师治学为人、身体力行，对自己、对学生在各方面都有着极高的标准和严格的要求。见贤思齐，以老师为榜样就要付出辛苦的努力，也正是如此，学生们普遍“怕”别老师，因为常常自惭距离甚远。跟着别老师学习，过课程关、选题关、论文关，哪一关都需要流汗甚至流泪。但这一关关过去后，你会惊喜地发现，你的成长与进步在不自觉中显现了、提升了甚至飞跃了。华科三年，我以还算过得去的成绩完成了所有修习的课程和博士学位论文，其间，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等较高水平的刊物上发表了七、八篇学术论文，还跟老师参与完成了一些课题与著述。但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可贵的是除了学问之外还从老师那里习得与传承了很多东西。临近毕业的日子，曾羡慕地看到有学生和老师一起署名发表文章，当时曾向老师询问，记得别老师认真地回答我：合署写作就是一定要实在地参与与合作，不搞虚妄的挂名。后来，我在自己做了学生导师和部门领导后，有一次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时，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文章署名是严肃的事情，不要搞什么互相挂名，一定要切实地参与其中才能署写自己的名字。当时，我在说完这些话时猛然一惊，觉得此话如此熟悉、似曾耳闻，原来，“师承”这件事就是这样在点滴之处不经意的完成了。

离开学校以后，别老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更多地转化为宽和、仁爱的师者和长者。多年来，别老师做高教研究尤为强调理论与改革实践的结合与发展，他走遍全国上百所高等学校，考察和指导高等学校的改革实践，也不忘经常去看看各地工作或仍在读书的学生们，与很多学生甚至学生家属都成了亲近的朋友，学生们也得以在多个层面继续研读“导师”这部厚重的大书。每逢各种高教学术会议，各地赶来的学生们总是相约聚焦在别老师的住处，汇报与畅谈各人所遇、所想、所感、所惑，这时候的别老师总是笑眯眯地倾听学生的七嘴八舌，耐心地解答学生的各种问题，大家一如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华科教科院。

四、“从游”时光，师友高谊绵长

《陋室铭》有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因而“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读博的学习生涯是艰苦的，但是，走过这段路程，回首再看经历的一切，你会不由自主地庆幸与感恩命运的恩赐，让你有机会得以与一群名师高友“从游”于广袤的学海之间，为你的生命增添那么多有价值的内容，生命因此得以无比的充实、丰饶而意趣无限。

我们02博入校后，最初住在学校中西部教工宿舍区，与我们尊敬的大名鼎鼎的涂又光先生比邻而居。常常见到布衣肃然的老先生甬道散步，目不斜视、风神潇散、旁若无人，是记忆中华工一景。有时候能上前攀谈几句，寥寥数语常有惊人之处，令人回味，使人难忘。后来，博士生们辗转搬至学校最西边的西三区，在这里，我们度过了近两年学习、生活、交流的快乐时光。西三区是一片五十年代苏联式专家公寓建筑，从这里到教科院所在的东6楼距离甚远，差不多要横跨大半个校区。但小区环境幽雅、林木茂盛，夏秋之际，满园桂子飘香，是一处十分理想的治学与生活处所，我们都喜欢这个地方，这个期间也留下了很多有趣的记忆。记得在单调的读书研究之余，大家曾相约聚集到李继兵师兄借住的赵炬明老师宿舍蒸一堆螃蟹大快朵颐，曾一起通宵达旦地追看租来的电影片子“解压”放松，曾一起到喻家山爬山、青年湖散步，周末结伴到武汉市区绿叶书店购买新书。记得2003年“非典”期间，被困在学校的我们度过了一段异常充实、高效的学习时光，同学们每天上课、研讨、写作、爬山，还仿效涂先生的“泡菜坛子”理论“创造”出“萝卜炖排骨论”：做学问要与水平高的师友切磋交流，能让我们这些愚钝的“萝卜”在经过与排骨的一起“熬”“炖”之后最终吃出升华的味道。到后期论文写作的阶段，各种苦涩、煎熬自不必说，但多年之后回望那段日子，觉得竟是从未有过的充实又幸福的时光。

时光流逝，大浪淘沙，那些闪光的、丰硕的、流光溢彩的年轮与岁月随着时光的沉淀与淘洗会变得愈加清晰，不可复制、弥足珍贵。华科的记忆，成为定格在岁月长河中不能抹去的珍贵影像，进而转为融入生命的印记，成为一种永恒的存在。

作者简介：荀振芳，女，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2002级博士研究生，现为华北电力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高教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常务理事、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电力教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