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九思先生（1916—2015）是江苏扬州人，1936年9月考入武汉大学，在武汉大学学习一年半后，于1937年底去延安，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从1953年10月华中工学院正式成立开始，他担任华中工学院副院长、院长、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兼院长30余年，为华中工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被有关媒体称为“华工之父”。在领导学校办学的过程中，他特别重视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工作。1980年6月，他领导创办了《高等教育研究》杂志。同年10月，在1979年建立的高等教育研究组的基础上，他又领导建立了作为实体机构的高等教育研究室（1985年扩建为高教所）。1984年12月，他从学校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一直在高教所（2000年扩建为教科院）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和教学工作，先后培养指导研究生20余名，其中博士生9名。2015年6月13日，朱先生在同济医院因病逝世。

听闻朱先生的大名是在我1984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朱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高教界的风云人物，声名远播，如雷贯耳。但对我们年轻人来说，一直是只闻其名，难见其人。在厦大读博时，也只是经常听导师潘懋元先生谈起朱先生。现在已经记不得第一次见到朱先生的确切时间了。1999年底，我正式入职高教所后，和朱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朱先生气场强大，不怒已威，每次见面我都感到有种无形的压力，感到莫名的紧张和害怕。高教所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我能来高教所工作，得益于朱先生的直接帮助；我的学术成长和发展，从朱先生的高等教育思想中受益良多。

一、九思先生亲临荆州

1997年7月我从厦门大学博士毕业后，到南京师范大学跟随鲁洁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文辅相教授多次联系我，希望我能到华工高教所工作。对华工高教所，我心仪已久。但因原工作单位的原因，我只能望洋兴叹。大概是在1998年端午节前后，九思先生和时任校党委副书记刘献君教授、高教所陈敏老师专程到荆州，动员我到高教所工作。虽然事先知道九思先生要来，但当九思先生一行出现在我眼前时，我真的从内心深处感动不已。九思先生当时已82岁高龄，长途坐车数百里，一路颠簸六小时，风尘仆仆，亲临荆州，来请我这个初涉高教研究领域的年轻人，至今想起来都感到惶恐和感动。

记得当时九思先生和刘书记一行是中午一点左右到，并带给我两盒包装精致的点心。那时候当地就餐地方不多，就餐条件差，我事先在学校大门外的小餐馆订了一桌饭，并特别叮嘱餐馆老板我招待的是极为重要的客人，老板尽其所能，安排了本地特色菜荆州甲鱼。但九思先生和刘书记只顾和我说话，饭菜所吃甚少。饭后我去结账，得知陈敏老师已经付了餐费，搞得我羞愧难当。草草午饭之后，九思先生说还要马上赶到江汉油田（江汉石油管理局），去找华工校友出面来做我所在单位主要领导的工作。我只得和九思先生、刘书记一行依依惜别。送走九思先生和刘书记一行之后，我回到家中，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不才之人，初出茅庐，蒙此厚恩，无限感念。

1998年7月上旬，我和九思先生在兰州大学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1998年学术年会期间再次相见，他又关切地问起我的情况，希望我尽快到华工高教所报到。7月中旬至整个8月，湖北遭遇百年不遇大洪水。在武汉抗洪末期的8月23日，我们全家从荆州搬到华工，临时安顿下来。不久之后，我在高教所见到朱先生。他仔细询问了我的情况，关切地问我生活上是否有困难。关于我爱人的工作安排问题，他说他已经亲自找过学校主要领导，完全没有问题，很快就会落实，让我耐心等待。在九思先生亲自安排和大力支持下，我和夫人顺利入职华工，开始了自己的喻园生活。没有九思先生的大力度工作，我是很难顺利来华工工作的。

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等教育研究风格

九思先生不仅是高等教育改革实践家，而且是我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我初涉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时，就拜读过他的诸多高等教育论著，如《高等学校管理》（1983）、《高等教育刍议》（1984）、《高等教育散论》（1990）等著作，以及《高等教育四十年有感》（1990）、《历史的回顾》（1992）等学术论文。到高教所工作后，又多次现场聆听朱先生的学术报告；担任《高等教育研究》副主编，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往往能第一时间读到朱先生的论文。在研读他的学术论著的过程中，我总结了其高等教育研究的三个鲜明特点：一是政治站位高，敏感性强，善于从国际国内形势来判断和把握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大趋势；二是纵深厚重的历史感，善于对历史进行反思，善于提炼和总结历史经验；三是鲜活的实践特色，善于从实践中总结提炼理论，以理论指导办学实践。包括他的行文方式和语言风格，都散发出鲜活的实践气息。限于篇幅，这里只就其第一个特点予以说明。

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受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比较大，政策性很强。九思先生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动向具有很强的敏感性，非常善于研究和把握国家高等教育政策。他的高等教育研究不是就高等教育而论高等教育，而是从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来论高等教育，从而使他的高等教育思想体现出前瞻性和战略性。这里举三个典型例子。

第一，关于突破高等教育苏联模式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通过改造旧大学和学习苏联模式，初步建立起了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有很多弊端，也不符合高等教育科学规律，但我国为什么要搞苏联模式？他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第十部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中的两段话中找到了答案。认为1952年“一刀切”式的院系调整，是全盘照抄苏联模式，把他们的短处、缺点也学来了，干了许多割裂学科联系、违背教育规律的错事。原因在于政治上的原因，就是斯大林“对我们的压力特别大”，而不是教育科学的原因。因此，他认为院系调整、把综合性大学分解成单科性大学在教育科学上是没有根据的。“经过一番思考，这思想就放开了，或者说，思想上获得了一次解放”。思想放开和思想解放之后，他确定了学校改革的目标和思路——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提高华中工学院的办学水平，改革华中工学院原来的办学模式，增办理科、文科、管理学科，把单纯工科的华中工学院变为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因此，华中工学院在上世纪 70年代末，率先对工科与文科、理科分离和强调以教学为主的苏联办学模式进行改革。

记得是2003年上半年，为了配合学校50周年校庆，我代表《高等教育研究》编辑部向朱先生约稿，他欣然应允，很快就写好了题为《文革后中国第一所实行改革的大学》的文章。拿到该文，我总觉得将华工称为“文革后中国第一所实行改革的大学”有些不妥，觉得“第一所”的说法太绝对，但不敢与朱先生讨论。后来自己反复学习、研究和思考，最后有了答案。华工作为文革后中国第一所实行改革的大学，其中的“第一所”，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华工是第一所在高等教育思想层面突破苏联模式，实现了高等教育思想重大转变的大学。高等教育改革，教育思想层面的改革和转变是先导。（2）华工的改革是有高等教育思想和理论支持的系统性改革，而不是局部性改革；是具有体系性的改革，而不只是在办学的某些环节和细节上的改革。如此理解之后，我才领会到九思先生说法的深意。

第二，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还要不要办大学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师生员工下放工厂和农场劳动，不少大学的校园被其他单位挤占。许多人因此认为大学可能不会再办了。但九思先生对此有自己的思考。1970年6月，他从咸宁县马桥镇“解放”出来，回校负责学校工作，但无事可做，就开始思考中国还会不会继续办大学等问题。他学习和研究了1968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毛泽东的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他感到这段话很重要，很有针对性——针对当时不少人认为大学可能不办了。作为学校负责人，他从毛泽东的讲话中看到了继续办学的希望，从而坚定了办学的信念，开始思考怎么办学等问题。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华工能率先进行改革的基础。

第三，关于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的问题。我国在高等学校到底要不要搞科研的问题上，不同时期有不同认识。九思先生认为：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必须有科学研究，否则就算不上高水平。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以他为首的学校领导班子的认识高度一致：必须把学校的科研抓上去。邓小平同志复出后，主动抓科技抓教育，先后多次针对科技和教育工作发表谈话。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这一点要定下来。它们有这个能力，有这方面的人才。”在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鼓舞下，九思先生雷厉风行，从1977年8月开始，组织部分教师对国内外一些著名大学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并依据调查研究成果，于1977年10月以校党委名义给邓小平写了一封汇报信，对如何办好重点大学提出了三点建议：（1）在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斗争中，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高等学校，能够发挥与科学院同样重要的作用，应该受到同样的重视；（2）要加强基础理论，实行理工结合；（3）发展研究生教育。在1978年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我校由于科学研究成果突出，被授予“全国科学研究先进集体”称号（全国两所高校之一），并在大会上做了题为“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前面”的书面发言。以这个题目发言，即使在今天也是需要有理论勇气的。

九思先生以自己独特的经历，通过独特的高等教育研究风格——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系统化的高等教育思想和办学治校理念。他是我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高教所（教科院）创始人，是我校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奠基者；22年前，他亲自登门动员我到高教所工作，对我的学术成长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教科院40周年院庆来临之际，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我都要深切缅怀九思先生，感念九思先生的大恩大德！

作者简介：张应强，湖北天门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我院院长，《高等教育研究》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