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辅相教授（1937—2011）是湖北天门人，和我是同乡。曾任华中理工大学教务处处长，1992年至1999年担任高教所所长，是高教所的首位博士生导师。我自涉足高等教育研究，就对高教研究领域的全国知名学者极为关注和仰慕，文老师作为华工高教所所长，加上与我有同乡之谊，自然在重点关注和仰慕之列。但我与文老师的交往主要从1997年开始，至2011年3月8日文老师因病去世，我们之间的交往只有14年时间。就是在这短短的14年时间里，文老师成为我生命中的贵人，成为我的学问导师和人生导师。无论是学术问题还是学院工作，无论是学界趣事抑或生活琐事，我都愿意与他一起敞开来聊天。他身体不好，但每次聊天他都兴致很高。当我想告辞时，他总是执意留我再多聊会。文老师是可以交心的人，和他聊天，无所顾忌，是心情最放松的精神享受。自入职华工以来，每年春节期间去他家拜访和聊天，成为固定节目。2011年他去世后，我仍然坚持春节期间去拜望师母佘老师，从未间断（今年因疫情影响未能成行）。与佘老师聊天，就像在与文老师聊天一样。文老师性情温和，宽恕包容；与人为善，待人真诚；体恤弱者，将心比心。为人处世和言谈举止有谦谦君子之风。

一、我的学术伯乐

我非千里马，但文老师是伯乐。我的高等教育学学术生涯就是在文老师的错爱和关怀下开启的。1997年6月，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并进行答辩，文老师是答辩委员会主席。当时厦大的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答辩人是不能与答辩委员在答辩会下接触的。答辩委员会提问的问题，是在答辩开始前的答辩委员会预备会议上集体商议后决定的。出于避嫌，我没有主动去找文老师。但在答辩会中途休息和答辩会结束后，文老师主动找到我，和我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印象深刻的有三点：一是他建议我博士毕业后到华中理工大学高教所工作。说华工1996年获得了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学科建设任务繁重，师资短缺，亟需青年学者加盟。说我是湖北人，建议我回湖北工作；二是他对我从事的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特别是从文化视野开展的高等教育研究特别看重，认为这是一个有望做出较多成果的研究领域，鼓励我在此领域深耕细作，有所成就；三是对我1994年提交给“94’文化选择与大学教育理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篇下了功夫，有很高学术水平的学术论文。并说当时他收到该论文后，就复印了10余份，给高教所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学习和参考。写作该文时我只是厦大高教所的一名访问学者，还没有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事情已经过去三年了，文老师仍然记得这篇文章，着实让我感到意外。文章能够得到文老师的肯定和鼓励，大大激发了我的学术热情，增强了我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信心。

1997年10月，我进入南京师范大学跟随鲁洁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文老师多次联系我，动员我到华工高教所工作。在我途经武汉时，他专门请我到他家吃饭，做我的思想动员工作。大约是在1998年上半年，文老师告知我，华工出台了“人事工作20条”，学校将采用特殊政策，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可以解决我的特殊问题，希望我尽快到华工工作。1998年端午节过后，朱九思老校长、刘献君副书记、陈敏老师专程到荆州做我的动员工作。文老师后来说，本来他应该一同去的，但因为身体原因未能成行。1998年8月23日，我们全家从荆州迁往华工。文老师当时身体状况不好，但他为我的住房问题、小孩上学问题、爱人工作安排问题等一直操劳。我在东三区96号的住房，学校要求一次性交纳交4万元才能入住。我钱不够，文老师在安排人与学校房管部门沟通未果后，自己拖着病体亲自去做工作，最后让我缓交了部分费用。我与原工作单位发生人事纠纷后，文老师不断安慰我说，有学校作为后盾，有高教所支持，虽然来回奔波体力上会很辛苦，但一定要在精神上放松，从容应对。为了使我尽快融入高教所，他安排我在1998年招收了首位硕士研究生。此时，我博士后还没有出站。我是2001年3月被学校正式遴选为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导师的，但在此之前，文老师就让我参与指导他招收的1999级博士生雷晓云和刘鸿，给我学习和锻炼的机会，也使我有更多机会接受他的学术指导。

二、关于素质教育的学术讨论

我与文老师的交往既有极为投缘的聊天，又有比较严肃的学术讨论。文老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目标和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研究，是我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学者。先后发表了《东西方大学文化教育削弱的共同趋势及对策》（1992）；《论大学素质教育》（1995）；《21世纪的大学教育目标：高科技水平与高文化素养》（1995）；《论素质与素质教育》（1997）；《素质教育：社会与教育发展的必然》（1997）；《面向21世纪大学教育思想的变革》（1997）；《素质·方法·创新》（1999）；《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观而不是一种教育模式》（2000）；《文化素质教育应确立全人教育理念》（2002）；《对素质教育实践中的几个问题的思考》（2002）等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论文，形成了关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系统化理论和思想，为华中科技大学成为全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研究的重镇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我的学术研究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涉足高等教育研究之后，曾拜读过文老师发表的数篇论文。他对当时我国大学教育领域存在的“四过”现象（过弱的文化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过强的共性约束）的概括，既准确又深刻，我曾在自己的研究和教学中多次引用。而在关于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观还是一种教育思想的问题上，我和文老师进行过比较充分的交流和讨论。

2000年6月，《高等教育研究》第3期发表了文老师撰写的《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观而不是一种教育模式》的文章。这是我担任杂志副主编后负责的首期文章。该文不长，但针对当时素质教育实践领域盛行的模式化问题，提出了一个具有正本清源作用的观点：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观而不是一种教育模式。他认为：素质教育的出现，反映了因教育发展与时代进步而引发的人们对教育认识的深化与对教育的企盼，更多地体现了人们对教育所赋予的思想和理念。素质教育的模式化，会将一种活生生的教育思想变成一种千篇一律的僵硬的教条，从而扼杀教育与教育改革所带来的生机。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教育观的确立，必将带来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途径、教育评价等方面深刻的思想变革，将从整体上、宏观上影响到我国教育模式的改革。这些观点，对我具有极大启发意义，我是高度认同的。在当时的教育改革实践领域，人们不约而同地将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都当作一种教育模式，用素质教育模式来批判和代替应试教育模式。由于没有从教育思想层面来认识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没有实现教育思想的根本性转变，从而出现了“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怪现象，出现了“难道素质教育就不要考试”的诘问。似乎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存在着很大的交集，只是模式不同而已，以此为应试教育做合理性辩护。其实，无论是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都是一种教育思想，两者在教育思想层面是没有任何交集的，是针锋相对的。

我认为，文老师将素质教育看作是一种教育观，虽然没有大的问题，但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此，我与文老师进行过讨论。第一，我认为“教育思想”和“教育观”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教育思想具有体系性（系统性）、深刻性、稳定性、统摄性等特征，教育观则只是对教育所持的某种认识、理解和观念。人们一般针对国家、时代、教育理论流派、教育（思想）家、领袖人物等使用“教育思想”一词，而教育观则不然，它可以是任何人所持的关于教育的某种观念。第二，从教育思想的高度来定性和定位素质教育，有利于实现素质教育思想与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衔接。我国的教育方针一直坚持和强调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素质教育思想不是撇开全面发展教育思想而另搞一套，它是全面发展教育思想在现时代的反映和具体表现，使全面发展教育思想更具现实针对性。第三，有利于澄清关于应试教育的种种合理性辩护。应试教育也是一种教育思想而不是一种教育模式，“应试教育”形式上是与“素质教育”对应的概念，但本质上是违背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应试教育的问题不在于考试，而在于把考试升学作为教育的目的。

针对我的上述观点，文老师以一向的谦逊平和态度，仔细听取我的意见。不时插话肯定我的观点，鼓励我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说，学术问题只有通过学术讨论才能相互启发，才能得到解决，才能促进学术进步。认为我“思考有深度”“有理论依据”，并对参与讨论的学生说，“你们要向张老师学习”“要注意培养理论思维”。他还谈了其他学者关于学术观点争论的趣事和故事，让大家不禁捧腹大笑。严肃的学术讨论在一种家常聊天的轻松氛围中进行，给我以莫大的精神享受。

在文老师这里，我深刻感受到了宽广包容的学术胸怀和谦逊坦诚的人格魅力，学习到了与人为善、真诚待人的为人处事之道。文老师去世快十年了，但他的精神永存，君子风范永存。

作者简介：张应强，湖北天门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我院院长，《高等教育研究》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