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蔡先生去世的消息是在2008年6月17日星期二我驾车上班的路上。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的陈敏老师告诉我：“蔡老师去世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赶紧刹车，反复问陈老师这个消息是否可靠。因为就在前一天，也就是6月16日上午6点44分，我还接到蔡先生的一个手机短信，那时他还在外地出差。当我们把这个不幸消息告诉朱九思先生、武汉理工大学张安富副校长、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陈运超博士时，他们都大吃一惊，不约而同的一句话就是“这是真的吗？”

第一次见到蔡先生大约是在1999下半年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一次学术讲座上。当时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学术讲座的内容十分充实、材料非常新；另外一个印象就是蔡先生的口音很重，后来得知蔡先生是海南人。那时我并不知道蔡先生将与朱九思先生一起共同指导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事情，所以对蔡先生的学术背景等并不十分了解。

记得大约是在2000年开学之初，高教所公布了博士生导师名单，我的导师是朱九思先生。不久，朱先生告诉我和陈运超（朱先生的另外一名博士生），他在征得蔡先生同意后，决定由他和蔡先生共同指导我们的博士论文。从那以后，我便开始主动就博士论文中的一些问题开始向蔡先生请教，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一些资料在武汉找不到，我也经常麻烦蔡先生。记得大约是在2001年的6月份，我和陈运超俩一起去北京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得知教育部资料室还有一些资料对我们的论文写作很有价值，于是我们便去找蔡先生了。

当我们在教育部大楼前见到满头大汗赶到的蔡先生时，内心的感动和愧疚无以言表。感动的是蔡先生能够从远在方庄的住处急匆匆赶来，而愧疚的是看到他老人家满面汗水为我们这些晚辈热心帮忙而不顾自身的辛劳。至今回忆起来，仍觉得十分内疚。在教育部，蔡先生中午请我们在教育部食堂吃饭，还前后张罗为我们联系教育部资料室、教育部部分领导和司、处领导接待我们访谈。教育部的访谈和资料的收集确实对我们的论文帮助很大，而这一切都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也是我们万分感动：要不是蔡先生的大力帮助，凭我们两个毛头小子绝对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蔡先生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为人上都堪称我们这些晚辈的楷模。

在学术上，蔡先生敢为人先，在国内高等教育界率先提出了许多带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学术观点。

一、高瞻远瞩，提出一系列具有前瞻意义的高等教育研究选题

㈠比较早地关注高等学校管理科学化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高等教育刚刚从十年磨难的痛苦中走出来，人们对于高等学校的管理仅限于经验操作。然而，蔡先生已经认识到高等教育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预言到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必将有一个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高等学校提出的要求也将越来越高。于是，如何加强高等学校的管理，使高等教育能够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适应，培养出更多合格人才和创造出更多的科学研究成果等一系列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地摆在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因此，必须将高等学校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而不能凭借经验和主观想象管理高等学校。蔡先生与朱九思、姚启和合作撰写并在全国率先公开正式出版了《高等学校管理》（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论文，这在当时我国的高等教育界是处于领先水平的。

在这些著作和论文中，蔡先生较早提出了高等学校管理的基本问题，如高等学校管理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高等学校管理的原则、研究高等学校管理的重要意义、高等教育的合理结构、高等学校内部的合理结构、高等学校应当成为教学和科研的中心、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和组织结构、领导人员的最佳结构和领导艺术、怎样当好教研室研究室主任、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探讨、管理人员的培养提高、培养良好的校风，等等。现在看来，这些问题也是高等学校管理学必须研究的基本问题，它们不仅涉及到高等学校管理的宏观问题如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和组织结构，也涉及到一些微观的问题如管理人员的素质等。

蔡先生对不少问题的论述具有前瞻性和长远性，如高等学校应当成为教学和科研的中心，蔡先生对此作了透彻的论述。他认为，科学研究应当成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大学的基本任务是传授已有的文化成就。在今天，大学仍负有这个任务。但是，由于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给大学带来了新的科学研究任务。高等学校担负科学研究这个任务，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达而愈加繁重。到了20世纪，科学研究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 蔡先生指出，高等学校之所以要进行科学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为了提高高等学校的学术水平和毕业生的质量；现代科学技术问题的解决，越来越需要各学科之间的协同配合，而大学最具有这样的条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已经成为一种需要专门技能和专门训练的职业，为了使高等学校的毕业生能够胜任研究工作，在校学习期间就要培养他们具有进行研究工作的能力。高等学校重视科研在今天不仅成为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基本政策要求，而且也成为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早已成为各高等学校和广大教师的共识，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我国，能够提出这样重大的全局意义的问题，确实需要有一定的胆识。

为了保证高等学校管理的科学化，蔡先生特别提出了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和组织结构、领导人员的最佳结构和领导艺术、高等学校领导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问题，尤其关注领导班子的建设问题，1983年发表专论《开创新局面要有创业的班子》。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是我国高等学校所面临的重要的需要加以重视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从我国高等学校长远发展的角度看，这些问题的解决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是高等学校管理科学化不可回避的问题。

㈡比较早地关注大学的学科专业设置的综合化

高等学校学科设置的综合化在今天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我国高等学校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照搬苏联的模式，将许多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拆散并重新组合了一大批单科性院校，致使高校内部的学科专业无法进行交叉的和融合。蔡先生比较早地从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研究以及学科发展的总体趋势中发现，中国高等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学科专业设置的综合化。他于1980年7月15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试论高等学校实行理、工、文结合——高等教育结构改革的一个问题》，及其《高等教育简史》（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等论著中，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说：当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之一，“是发达国家的著名大学，往往都经历了由单学科到综合发展的过程。这是科学技术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整体化趋势所要求的。” 因此，高等学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应当综合化。在《高等学校管理》中，蔡先生则明确提出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问题，提出了学科专业设置综合化的基本举措，这就是要构建宽口径的专业结构。他说：“70年代以来，由于许多边缘学科的产生和产业机构向知识密集型转变，要求未来的高级专门人才具有更高的创造能力和适应能力。” 为此，“要努力加宽专业口径。所谓专业口径宽，是指有扎实的相关理论和较宽广的专业知识。”

为了拓宽专业口径，必须在课程设置上进行综合化，蔡先生在分析当时世界各国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化课程结构的三条措施：第一，加强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第二，文理科课程的有机结合，即理工科加强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而文科加强自然科学课程。第三，开设综合课程。“现代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高等教育形成多层次的结构包括学校类型结构、系科结构、专业结构、课程结构、等等。这几个不同层次的结构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而进行改革或调整整个高等教育结构时，必须遵循‘两个适应’的原则，即高等教育结构必须同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必须同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相适应。” 表现在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上，就是要实行学科专业的综合化。

㈢比较早地关注发展大学生的个性、培养创新人才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一定的教学方式总是为一定的教学目的服务的，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班级集体授课制度的产生，是对古代教育思想和教学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在高等学校，实行班级集体授课制度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在基础教育阶段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班级集体授课制度不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各种能力，尤其不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创造能力（自学能力、研究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和创新精神，束缚了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二，班级集体授课制度不利于贯彻因材施教这一重要的教学原则。班级集体授课制度是按照单一的、固定的模式培养大批“标准件”式“人才”，而不是根据大学生不同的素质基础，不同的兴趣爱好和不同的专长，把他们培养成各具特色的不同类型的人才。第三，班级集体授课制度不利于优秀人才“冒尖”1981。第四，班级集体授课制度不利于形成生动、活泼、自由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在高等学校的课堂里往往是几十甚至上百人，师生之间缺乏感情交流，难以形成师生之间相互切磋、共同讨论的环境和气氛，而这对于未来专门人才的大学生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

既然班级集体授课制度存在着这些弊端，我们必须进行改革，出路何在呢？蔡先生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就在于“把现在的班级授课作为第一课堂，对第一课堂进行教学改革；与此同时，要找到一种与第一课堂相配合以弥补其不足的新的教育和教学方式和途径，这就是第二课堂。” 蔡先生早在1981年就发表了《论发展智能的第二课堂》最先提出“第二课堂”的概念，分析了第二课堂的意义和作用、特点和形式、活动的领导和组织管理等等问题。1988年又出版了《大学第二课堂》一书（蔡克勇、冯向东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4月版），丰富和发展了对第二课堂的认识。

蔡先生出，“第二课堂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教育思想的一次重大变革。” 第二课堂是针对第一课堂的不足并且相对于第一课堂的形式而提出的，不仅具有教育思想上的价值，而且具有特别重要的教育实践意义。同第一课堂相比，第二课堂至少具有四个方面的功能：

第一，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面，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为大学生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提供了重要途径，也对第一课堂的教学起着很好的促进作用。

第二，可以培养大学生的多种能力。高等学校应当培养具有多种能力的大学生，然而这个任务仅仅依靠第一课堂的形式显然是难以完成的。因此，蔡先生在分析了第二课堂的特征之后明确指出：“第二课堂以其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和形式，在增强学生的记忆力、活跃学生的思维、发展学生的想象能力，在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在培养学生的合作共事、组织管理和社会交往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第三，有利于陶冶大学生的思想情操。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对陶冶大学生的思想情操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第二课堂在丰富大学生的精神生活方面却有着特殊的功能。这主要表现为，在第二课堂中开展的是丰富多彩、灵活多样为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例如开展社会调查、组织参观访问、进行科学研究、与著名人物的访谈等等。蔡先生认为，“这些教育方式生动活泼，适合青年人的心理发展的特点和需要，容易为大学生所接受。” 所以能够对他们的思想情感起到启迪、陶冶和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四，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要培养和形成大学生的创造能力，撇开了非智力因素，忽视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之间的联系是难以成功的。而传统的教育思想却对此重视不够，甚至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的健康发展。例如，不注意发展大学生不同的兴趣和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刻板的教学和死记硬背使学生失去了怀疑和想象的勇气；限制学生的独立性，“抱着走”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开拓和进取的意识等等。蔡先生认为，第二课堂的推行则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广泛的兴趣和强烈的好奇心，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开拓和进取精神。大学生在千差万别的兴趣推动下，所接触到的丰富知识，从相邻的学科甚至是远缘学科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式中获得极大的启发。大学生“由此而产生新奇的联想，由此而激起的更加强烈的探索欲望等等，则是学生在第一课堂中难以获得的，同时也对第一课堂的学习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㈣比较早地关注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一直是党中央十分关注的问题，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大多数高校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往往更多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口号下放松甚至忽视了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蔡先生从提高大学生整体素质的角度出发，认为不能放松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他的主要观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要“把理想教育与成才教育结合起来”，从成才教育入手，教育大学生深刻认识理想和成才的关系。二是，要加强思想政治队伍建设，提出要建立一支以专职政工人员为核心的浩浩荡荡的思想教育队伍，以及专职政工干部应有的知识能力结构，并且针对80年代中疏于管理的实际情况，着重提出“管理也是教育”。三是，由于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的心理特点，高校在加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当避免采取用教育中小学生的那种灌输式的简单方法来进行，否则就会导致大学生的抵触和引发他们的逆反情绪。四是特别提出第二课堂活动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他说：“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把‘知、情、意、行’四者结合起来。知识和情感是提高思想的基础。” “不了解祖国的历史和地理，就谈不上什么自觉的爱国主义。不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就很难培养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利用第二课堂，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讲座、讲演、参观、访问、讨论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这将会大大促进学生自觉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更加热爱党和信任党的领导，增强识别和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能力，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而勤奋学习，把自己锻炼成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这说明蔡先生不仅意识到对大学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更为值得称道的是他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同时还另辟蹊径，提出通过第二课堂的形式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有效地提高了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

㈤比较早地构建了高等教育史的学科结构

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学学科群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在教育科学的学科中，我们所能看到的著作中只有教育史（如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或西方教育史等等，这些教育史著作都是论述和分析基础教育或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并没有将高等教育作为特殊对象进行专门研究），而对于高等教育史却几乎无人问津，在20世纪的80年代则更是研究的空白。蔡先生在自己早期的高等教育研究过程中，已经意识到要深入研究高等教育，必须了解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因此，他便着手编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著作《高等教育简史》（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10月版）。该著作在丰富史料的基础上，简明扼要地对国内外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进行了阐述，着重分析了各个历史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总结了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研究了新中国发展高等教育的经验和教训，并提出了自己独到见解。

这本著作的出版，不仅具有填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空白，而且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本著作第一次构建了高等教育史这门学科的研究框架。在著作中，不仅按照人类历史发展的脉络研究和总结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各个阶段的高等教育的特点、制度、管理体制、重要的教育思想，而且通过比较的手段，分析了中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高等教育。如文艺复兴时期的高等教育；在资本主义时期的高等教育中，介绍了英国高等教育、法国的高等教育、德国的高等教育、美国的高等教育和日本的高等教育。在苏联的高等教育中，除了介绍列宁、斯大林、凯洛夫、赞科夫等政治家和教育家的高等教育思想，还专门介绍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高等教育思想，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不具有学者的胆魄是很难完成这个任务的。这种融历史法和比较法于一体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使我们对国内外的高等教育发展进程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高等教育简史》的出版，奠定了高等教育史学科的基本结构，此后的许多对高等教育史的研究著作大多遵循着这样的基本结构并逐步拓新。可以说，《高等教育简史》为我们研究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提供了基本的框架结构和思维路径，然而其创始人的艰辛工作确实让人钦佩不已。

该著作还大胆预示了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即高等教育宝塔形的多级结构；文理工相结合的综合发展；积极开展科学研究，重点大学都成为两个中心；发展成人教育，训练在职职工。可以说，蔡先生当年对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这些展望在今天都正在成为我国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如“高等教育宝塔形的多级结构”问题，蔡先生在该著作中分析道：“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整体化趋势，使得世界高等教育也出现了相应的发展趋势：宝塔形的多级高等教育结构，或者叫做高等教育的多样化。” 这种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趋势在我国当今的高等教育领域也都逐步呈现出来，并且成为我国当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本途径。

再如，在该著作中，还论述了现代教育科学的新发展，着重分析了教育经济学、教育工艺学（又称教育技术学或教育工程学）以及比较教育学的发展，这些分析都在不同程度上为这学科的发展提出了基本的思路，至今仍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蔡先生写道：“由于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二次大战以来世界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规模都越来越大，教育同社会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这给教育的管理和教育的理论都提出了许多问题，于是，又出现了所谓现代教育行政学、学校管理学、教育社会学和各种派别的教育哲学。” 现在，这些学科都在我国纷纷建立起来，并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学科结构，反映了教育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

在20世纪80年代的初、中期，华中工学院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上海等省市和机械工业部等部委相继举办所属院校的干部学习班，往往都会到该院来参观、“取经”，蔡先生的上述教育思想通过著述、论文和交流，在高等教育界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法规中也有很多内容都有蔡先生的贡献，可以说，蔡先生的高等教育思想，不仅在理论界有其地位，而且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政策和法规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致力于将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与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相结合

1985年蔡先生被调入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从此，他开始参与了对该中心的领导工作，也由此开始，他积极致力于国家高等教育的宏观研究，为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研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㈠积极致力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政策研究

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是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蔡先生在围绕如何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的改革主张，其在“六五”、“八五”、“九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都是围绕着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这个主题开展的。

1．高等教育结构

高等教育结构是否合理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在高等教育结构中，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尤为重要和迫切。因为高等教育科类结构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部门的人才结构，从而对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重点研究项目——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中，蔡先生承担了我国高等教育科类结构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蔡先生回顾了我国高等教育科类结构的演变过程，分析了影响科类结构的基本因素，提出了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科类结构的建议。他指出，“判断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科类结构是否合理，主要看高等教育培养的各科类专门人才的比例，是否适应这个国家的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要求。”①为了提高科类结构调整的科学性和效益，要“加强全国专门人才的需求预测，加强宏观的管理、指导和协调，把科类结构的调整纳入国家计划轨道。”②蔡先生在其专著《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版）中，还从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的角度对高等教育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作了深入的研究，这些建议都在国家后来的高等教育政策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2．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的改革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成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一个亟待解决的十分重要而复杂的问题。高等教育中的办学体制问题是一个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紧密联系的问题，蔡先生在总结我国长期实行部门办学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了对这种“条块分割”办学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这种‘条块分割’的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产生了学校和专业重复设置、专业面比较窄、办学效益不高、培养出的人才适应性较差等弊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这些弊端越来越突出，迫切需要改革。”③为了使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更好地适应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蔡先生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研究项目，主编出版了《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及其综合效益分析》（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版）一书，提出了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如继续提高认识，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办学的积极性；改革投资体制；增强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立法和坚持“互惠、互利”原则，加强宏观指导；等等。

应当说这些建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适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调研、起草过程，这些政策建议，也直接影响着国家教育政策的研制。因此，蔡先生欣然指出：“我们的某些研究成果，如中央业务部门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也被吸收到《纲要》之中。”④体现出其作为一个研究者对高等教育的真情关注。在蔡先生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研究项目——“跨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与管理体制改革研究”⑤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重点研究项目——“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⑥再次对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及办学体制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更与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切切相关。

3．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综合效益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注重办学效益问题，在今天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界的热门话题之一，也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重要趋势之一。20世纪90年代蔡先生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开展了深入的研究，这在当时也是比较早的，反映出蔡先生作为学者的学术眼光，在其所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研究项目——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及其综合效益分析中，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综合效益分析”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题进行研究，他提出了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效益必要性的三个基本观点：“现代高等教育战略地位的日益突出要求注重办学效益；现代高等学校职能的多样化要求注重办学效益；现代高等教育经费需求的日益增长要求注重办学效益。”⑦为了提高高等学校的办学效益，合理评价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综合效益，蔡先生率先在全国提出了“高教宏观体制改革综合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在这个评价指标体系中，蔡先生提出了从“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资体制、招生就业制度、资源利用效率、规模扩大、结构调整、质量提高、社会效益”⑧等方面构建评估体系。虽然这个评价体系不一定都可以直接运用到高等教育实际政策制定的过程之中，但毕竟在这个方向上作了开拓性的探索，为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效益问题指明了思路，其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㈡高度重视对人才培养途径问题的政策研究

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高层次专门人才的状况和高层次专门人才教育培养制度，都不能适应我国当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多方面需要。主要表现为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数量不足，这些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不够完善，培养途径比较单一，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蔡先生在其与郝克明教授合作所申报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研究项目——应用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途径多样化研究课题中提出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多样化和培养人才模式的多样化问题，旨在为我国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提供政策制定的依据。在这个研究过程中，蔡先生与合作伙伴通过对我国电力行业、冶金行业、计算机学科、高级农艺师等众多行业高层次人才培养途径的研究以及国外高层次人才培养途径的比较研究，提出要实现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质量、水平和创新能力，必须在培养途径上和培养模式上实行多样化，开拓多种途径，从而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高层次专门人才。

㈢十分关注社会对高等教育捐赠的研究

目前，关于高等学校的经费投入问题不仅成为党和政府所关注的问题，更是高等学校十分关注的问题，为了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基本依据，蔡先生在其所申报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重点研究项目——“政府与高校新型关系下高校投入制度改革研究”课题中将高等学校经费的投入问题作为研究的主题并完成了该课题的结题报告。在该报告中，蔡先生提出了高等学校经费投资渠道的多样化的问题，其中特别具有创意的建议便是教育捐赠。蔡先生认为这是一个亟待开发的筹资渠道，并运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国内外重要数据说明了在我国高校进行教育捐赠的可行性，提出了开展教育捐赠的政策设想。如“给捐款人提供适当的税收减免，给捐款人提供以经济和名誉上的双回报，”⑨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蔡先生的这些真知灼见必将对我国高等学校今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指导意义，也会对我国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蔡先生自1999年从第一线退下来后，又将其在学校工作中的微观体验和在教育部工作中的宏观体验溶为一炉，从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上观察、研究21世纪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已经出版的《21世纪中国教育的走向》，在高等教育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三、坦诚相待，关爱无限，提携晚辈

在对晚辈的成长上，蔡先生总是全力提携我们这些后进，关心和帮助我们进步。当我博士毕业以后，在学术上仍然时常要找蔡先生的“麻烦”，但是无论多忙，蔡先生总是极力帮助我。有一次，由我主持举办的在我们学院召开的“高等教育创新和跨学科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当时我感到压力很大，主要是担心会议是否圆满举办。我打电话征求蔡先生的建议，他热情鼓励我，使我对会议的成功举办有了信心。为了提升会议的学术水平和影响，我试着邀请蔡先生来做大会主题发言，蔡先生欣然同意。后来才知道，会议期间，其实蔡先生那几天身体不舒服，手头上还有一大堆的事情需要及时处理。但是，为了支持我的工作，他仍然带病参加会议并做了大会的主题发言。他的发言内容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后，学院几次邀请蔡先生来做学术讲座，蔡先生都欣然应允，这使得我时常感动万分。

先生在世期间，我与先生多次在国内的学术会议上相见。每次见面时，先生都主动拉起我的手，嘘寒问暖，关心备至，让我这个从小便失去父亲的孩子感受到父爱般的浓厚情意，我从内心深处又多了一份对先生敬重和爱戴。在这些时候，先生总会跟我聊起学术界的最新信息和国际学术研究动态，指点我研究思路和方法。2003年春，在得知我将研究方向调整为教育法学和教育政策时，先生非常高兴，并时常介绍一些相关信息。不仅如此，学生还利用在国内召开学术会议场所，向国内学术界同行介绍我的研究方向，指出该研究方向具有广阔和深远的学术前景，这使得我对教育政策和教育法学的研究更加充满信心。

2008年4月份在北京工业大学举办“遵循科学发展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研讨会，会议由蔡先生主持。午餐后，蔡先生要回家，我送蔡先生去北京交通大学东门车站乘车，蔡先生拉着我的手，我们就这样肩并着肩、聊着课题的事情，一同走到车站。至今每当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仿佛还能感到蔡先生那手的温暖。我挥手目送蔡先生上车离去，但不曾想到这竟是我和蔡先生的诀别……

据师母张秀梅先生诉说，蔡先生在家中临走之前，仍然在看报纸，他是手中拿着报纸安详地离开了我们。蔡先生一生致力于高等教育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积极投身高等教育改革和政策研制，为此，他呕心沥血、兢兢业业、诲人不倦。所以，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最贴切的评价。

呜呼！逝者已去，留给我们的是无限的怀念和无比的悲伤……

我时常打开手机，不断翻看蔡先生留给我的最后一个短信，耳边仿佛又能听到蔡先生促膝而谈、谆谆教诲的声音，脑际中蔡先生的音容笑貌、宽厚仁慈的形象一幕幕地展现出来，眼泪不禁潸然而下！……

注：

①郝克明、汪永铨主编，蔡克勇、邵金荣副主编：《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重点研究项目），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149页

②郝克明、汪永铨主编，蔡克勇、邵金荣副主编：《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重点研究项目），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152页

③蔡克勇主编：《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及其综合效益分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研究项目），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22页

④蔡克勇主编：《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及其综合效益分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研究项目），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版，（写在前面的话）第5页

⑤蔡克勇主编：《跨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办学与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重点研究项目），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⑥蔡克勇主编：《20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重点研究项目），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版

⑦蔡克勇主编：《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及其综合效益分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研究项目），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87－190页

⑧蔡克勇主编：《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及其综合效益分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研究项目），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208页

⑨蔡克勇：转轨时期高等学校经费投入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重点研究项目）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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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克勇先生简介：

蔡克勇，男，1936年1月生，海南万宁市人。1959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动力工程系，留校从事管理和教学工作，1980-1987年曾先后兼任高等教育研究室副主任和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高等教育研究》主编等职。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高等教育理论，80年代初，撰写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史和高等教育管理著作，首次提出“第二课堂”的概念，并著有《大学第二课堂》。曾担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南师范大学育才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民办高等教育研究》顾问。主要主持和参与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九五”以及“十五”重点课题的研究工作。其研究成果——《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应用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途径多样化》、《高等学校管理专论》获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多篇。1990年3月和1992年8月两次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分别赴泰国和美国参加世界全民教育大会和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教育部长会议，并在世界全民教育大会上代表中国政府作学术报告。被英国剑桥人物传记中心收入《世界成功领导者》词典（第三版）、美国人物传记中心聘为咨询顾问等。

作者简介：黄明东，教育学博士，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兼质量管理处处长，主要从事教育法学、教育政策、高等教育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