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启和教授（1931—2001）曾任华中工学院秘书长，1984年担任学校副校长，1987年担任学校党委副书记，还兼任高教所所长多年。从学校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姚老师一直在高教所工作，直到2001年7月因病去世。

在入职华中理工大学之前，我与姚老师交往不多。直接的交往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1996年7月我陪同导师潘懋元先生参加高教所获批不久的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建设咨询会议，在会议上见到了姚老师，并与姚老师等人一起游览了长江三峡的若干景点；第二次是受潘懋元先生委托，利用暑期到武汉的机会，将潘先生主编的《高等学校教学原理与方法》一书20本带给姚老师，与姚老师有简短的交谈；第三次是1998年7月初我从荆州到武汉，与陈昌贵老师、许宏老师等一起乘火车去兰州大学参加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1998年学术年会，并同姚老师等人一起从兰州到敦煌等地进行文化考察。

1999年底我正式入职高教所之后，我与姚老师工作上的交集主要在《高等教育研究》编辑部。姚老师当时是杂志主编。1999年，陈昌贵老师调离学校去中山大学工作后，学校办公室在2000年初正式发文任命我为《高等教育研究》副主编，接替陈老师。从2000年初开始参与编辑部工作，到姚老师2001年7月去世，我与他一起在编辑部工作不到一年半时间。在姚老师手下工作时间虽短，但我深刻感受到姚老师敢于负责的担当精神和对年轻人的关爱和提携。

一、“不好处理的事情就说是我决定的”

我接任副主编后，姚老师和我有一次简短的非正式谈话，要点有二：一是作为学术期刊负责人，不能以自己擅长和喜好的高等教育研究风格作为选稿用稿的标准，要注意把握好学术期刊的多元化取向和兼容并包风格。二是要始终坚持质量标准第一，碰到棘手的稿件和难以处理的问题，要大胆工作，拒稿意见就说是我决定的。第一条是对我的提醒，第二条是做我的后盾。《高等教育研究》在学界享有很高声誉，每期来稿与用稿的比例超过25:1，来稿作者中有很多知名学者和高校领导，有些来稿因各不相同的原因，并不符合发文质量标准。对初出茅庐的我来说，要做出拒稿决定是有思想顾虑和负担的。姚老师信任年轻人，爱护年轻人，为年轻人着想，为年轻人担责，让我无限敬佩和感激。

姚老师年近70，承担着繁重的研究生课程教学任务、博士生指导任务和科研工作任务，但他对杂志编辑工作严谨认真，审稿改稿一丝不苟。记得有一次他拿来一篇文章对我说，这段时间的确太忙了，这篇文章只改了三分之一，让我替他继续编辑和修改。我拿到姚老师的改稿，只见通篇红色，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修改意见，有的是改语病，有的是改标点符号，有的是对查找文献的批注，有的是修改建议，有的则是大段的改写……在感叹姚老师工作认真负责的同时，我深切感受到期刊编辑工作真是一项“为人做嫁衣”的工作，没有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是难以胜任的。

姚老师为我们树立了严谨认真和无私奉献的榜样。我在担任杂志副主编的同时，还是高教所副所长；作为高等教育研究的青年学者，面临着提高学术研究能力和水平的艰巨任务，同时还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研究生指导任务。后来担任学院院长，行政事务更多更杂更繁重，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用。但我一直将杂志工作作为重点工作之一，每期初审通过的50篇左右的文章，我要逐篇看完，并提出具体的用稿意见；每期刊发的15-20篇文章的终审，我坚持逐字逐句看一遍。从版式编排到文字内容，从文章意识形态方面的审查到思想观点的把握……每一个环节都必须确保不出问题。而杂志编辑出版是有固定和明确的时间要求的，为此，我常常工作到凌晨。这种工作状态，一直持续了近20年。支撑我走过这20年高强度工作状态的，正是来自于姚老师的榜样力量，来源于我对《高等教育研究》的深厚情感，来源于我对促进教科院快速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看准了就全力以赴去做”

接手杂志之后，我才知道杂志办刊经费比较紧张，编辑部经费运行比较困难。当时学校每年只有4万元拨款，虽然杂志的邮局发行量在同类期刊中已属不错，但如何走出财务困境，进入良性循环，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我策划了5件逐步实施的事情：一是主动开展杂志征订宣传，提高邮局发行订户量。开始部分自办发行工作，提高杂志发行收入；二是增设教育基本理论栏目，吸引优秀的教育基本理论作者和稿件，以将订户向基础教育领域学者拓展，增加个人订户数量；三是编辑出版发行《<高等教育研究>百期精粹》，一方面提升杂志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获得一定的发行收入；四是在政策允许和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争取一年办一期杂志特刊（增刊）；五是申请杂志广告经营许可证，开展与杂志性质相关的文化教育类广告业务。开展这五项工作，有利于实现办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但大大增加了我们编辑人员的工作量。我向姚老师汇报后，他大力支持，鼓励我“看准了就全力以赴去做”。

我在向他汇报编辑《<高等教育研究>百期精粹》的想法时说，20余年来，《高等教育研究》紧紧抓住不同时期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积极组织作者开展研讨，发表了一批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前瞻性和探索性的研究成果，对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制订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编辑出版《<高等教育研究>百期精粹》，有利于对我国20余年来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总结，有利于对新的历史时期开展高等教育研究提供思想启示和研究参考，同时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和收藏价值。彼时，姚老师已身患重疾，但他仍然强撑病体，耐心地听取我的汇报，认为“这是一项具有创意和价值的工作”，让我们放手去做。

编辑出版《<高等教育研究>百期精粹》，我称之为“三百工程”——百期精粹，百篇文章，百万巨制。即从《高等教育研究》创刊以来的一百期中，遴选出一百篇文章，共计一百万字。有了姚老师的鼓励和支持，我和编辑部的全体编辑在保证正常出刊的前提下，牺牲休息时间，日夜奋战，开始了工作量极大的文章选编工作。我们是自己选编，自己录入，自己印刷，自办发行。仅就重新录入100万字的文章而言，其录入和校对工作量是巨大的。为避酷暑，我们全体编辑利用暑期放假时间，到九宫山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集体选编工作。在大家的努力下，《<高等教育研究>百期精粹》（上、下）终于在2002年1月正式刊印发行了。印制的500套在一个月内即售罄，不少读者纷纷来函，希望我们加印。不少学者打电话或来函对这项工作予以高度肯定和评价。

姚老师去世已经20个年头了。行文至此，我想引用我在《<高等教育研究>百期精粹》的前言（代序）中的一段话，来深刻缅怀姚老师。

在《<高等教育研究>百期精粹》出版时，我们编辑部全体同志深切缅怀《高等教育研究》原主编姚启和教授。2001年7月21日下午5时，我率编辑部全体编辑在九宫山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高等教育研究>百期精粹》选稿工作后回到学校，随即安排22日上午9时全体编辑到医院去看望他。不幸的是，22日凌晨3时我接到姚启和教授去世的消息，随即赶往医院。只见他安详地静卧在病床上，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为之辛勤工作了20年的《高等教育研究》。我们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向他汇报编辑出版《<高等教育研究>百期精粹》计划时，他充分肯定“这是一项具有创意和价值的工作”，并时时关注着编辑工作的进展情况……我们清楚地记得，当他所剩时日不多时，仍忍着病痛，躺在病床上，就《高等教育研究》的建设和发展与全体编辑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长谈，当护士劝他少讲话时，他说“单位的同志们来了，我特别想说话，想和他们谈谈，这样更舒畅些……”。我们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在用稿问题上碰到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时，他总是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鼓励我们在“前台”大胆工作……《高等教育研究》能够迅速成长壮大，《<高等教育研究>百期精粹》能够得以顺利出版，与姚启和教授的正确领导、辛勤工作和热情关怀是分不开的。姚启和教授离开我们已经半年了，但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努力工作，为把《高等教育研究》办成一流学术大刊而奋斗！

目前，我已经不再负责杂志工作。但在姚老师领导下在编辑部工作的一年半时间，我收获了人生中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在编辑部工作的20年，我与杂志共同成长发展，成为我人生中的宝贵经历。回忆那一年半，回望这二十年，我深感幸福、快乐和自豪。

作者简介：张应强，湖北天门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我院院长，《高等教育研究》杂志副主编。